《诗经·国风》与《圣经·雅歌》中爱情诗歌的异同比较

《诗经》与《圣经》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不仅对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形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更是对远古时期人民生化的详细记录。《国风》和《雅歌》作为《诗经》、《圣经》中爱情诗歌的代表。不仅详细记述了远古时期人类最淳朴、率真、美好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后世东西方文化思想、爱情观念、文学艺术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通过比较《国风》与《雅歌》在文学性质、抒情风格、抒情手法方面的异同,使读者深刻地意识到东西方文化在爱情抒发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何着手——修志经验浅谈

一、从历史入门 我们《哈密新志》编写办公室的几个同志,都是半路出家,缺乏修志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虽然我们对本地区建国前后的历史发展比较熟悉,但对古代、近代的历史则比较生疏。这样,“史学”不足与修志任务的矛盾,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只有埋头刻苦学习,以熟悉历史作为突破口。我们就把《中国通史》、《新疆简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作为必读书。《世界通史》、《中亚史》作为必备的参考书。为了撰写、修订好大事记、历史沿革及有关上溯历史发展的     

略论《明书》的史学价值

《明书》是清初史家傅维鳞(1608—1667)任翰林院编修时所纂纪传体明史,因《四库全书》仅列其入存目,并加以否定,学界对《明书》多有误解与轻视。本文由反驳《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书》的批评入手,从《明书》对官修《明史》的影响、对明史研究的价值以及作为第一部明代全史的史学地位等方面,对《明书》做了相对全面、客观、公允的评价。     

浅说“诚”——以先秦儒家经典为例

文章以儒家经典《易经》、《中庸》、《大学》、《孟子》、《荀子》、《论语》为根据,通过对“诚”这一概念的分析与解释,证明“诚”作为一种精神,具有超越性、绝对性和独立性,是中国儒家传统道德核心观念之一。     

四川为中国方志发源地——从《山海经》谈起

一般以《周官》《禹贡》《山海经》为方志主要的源头之作,但是《周官》只是官制汇编,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并未对方志的形成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地理书的《禹贡》《山海经》对方志编纂均有影响,但《山海经》较之《禹贡》,内容更丰富,产生的时代更古老,《山海经》才是方志之源。而《山海经》为蜀人或巴蜀人所著,因此四川应为方志发源地。     

年鉴编纂规范之我见

年鉴作为一种出版物,就要遵循出版物所应遵循的有关规范化要求,贯彻国家对图书、期刊杂志的有关规定,如《关于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标点符号用法》、《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著作权法》、《广告法》、《地方志工作条例》及四川省实施办法.     

《尉缭子》逸文蠡测

《尉缭子》逸文蠡测徐勇《尉缭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之一，北宋元丰年间它作为武官必读的军事教科书，与《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编入了《武经七书》，其地位更为显赫。但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对《尉缭子》...     

略谈王树枬编纂的《新疆图志·国界志》——《新疆图志·国界志》点校前言

王树枬,清末民初关心时政、有图强爱国思想及作为的学者和地方高级官员,曾任新疆布政使,为《清史稿》四总纂之一。他作为《新疆图志》总纂,亲撰其中的《国界志》,堪称论述我国近代西北边界变迁第一书,对激励国人图强雪耻曾起重要积极作用。     

艺术创作应强化地域特色

敦煌乐舞团响亮地打出"敦煌"这个金字招牌,非常好。这显现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地域文化的重视。作为一名音乐创作者,借此机会,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我发现,获得乐坛和群众认可、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地域文化性都很强。例如,我曾创作的歌曲《剪羊毛》、《西部那个美丽姑娘》、《红柳情》、《祁连山泉》、《丝路行》、《洮河开花水涨了》、《七月,我们相聚在仇池》、《成州颂歌》、《麦莉耶姑娘赛牡丹》、《春舞陇原》及舞剧音乐《水     

《后汉书》与《周易》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也深受《周易》的影响。它不仅以《周易》思想作为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论根据,而且推崇其"顺天应人"说、"物穷则变"说、"变通趋时"说,崇敬并倡导谦卦之德,提倡节俭,重视道德生活和风俗习惯对社会历史的作用。     

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遗札

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诗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为《钱大听全集》所失载。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旨趣和方法的异同:论钱大昕与王鸣盛的地理考辨

乾嘉学者钱大昕与王鸣盛治学以考据见长,二者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各有特点。钱大昕擅长运用缜密的考辨方法,致力于建置沿革的考证纠谬,成果丰硕。王鸣盛则重视地理考察,贯通古今史事,辨析形势险要,探究地理条件与历代兴亡、战争胜负的关系;同时又以《禹贡》为中心,将儒家经典中的重要篇章纳入地理考辨的范围,反映其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钱大昕与王鸣盛的考证成果及历史分析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细密考证与归纳、概括的综合分析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徐锴古音观考论

徐锴并不像钱大昕等人说的那样,完全不懂古音。关于古音,徐锴有如下看法：古音质,古者反音为疏;旁纽,所谓古字音与今小异;古今音异;叶韵。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在徐锴当时还是较为“先进”的,实属难能可贵。另外,徐锴对形声字与其声符之间语音关系的探索对段玉裁的“凡同声者必同部”有启示作用。     

历史事实与法律事实: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地位及其镜鉴

司马光《通鉴考异》方法最为直接的借鉴渊源,应为当时日益完备的"实录"纂修过程中的程序规则,其具体包括证实订伪、以常理进行推断、两存其说、参取、阙疑,可谓钱大昕等人"考异"的先驱和精神导师。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都是相对于客观事实而言的,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和法律实践密切相关,法学中证据法规则与历史学中的考据法则存在极其相似的"底层语法规则"。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究其根由,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马、班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但目的迥异,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关于《宋太宗实录》的若干问题

《宋太宗实录》(原80卷)前后经过两次编修,计有钱若水等的初修本和王旦等的重修本。经考证得知:现存《太宗实录》20卷(残)本确系钱若水等的初修本。现存本因存有大量诏制及人物附传等,故原始史料价值极高。同时,正因其为初修本,故亦存在记事简略等自身缺陷。该现存本至迟于清道光时才得以传出。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楚王(今頁)探讨

一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正面证间、     

DETECTING FORGERIES AMONG ANCIENT GOLD OBJECTS USING THE U,Th–4He DATING METHOD*

Forgeries of ancient gold objects are prevalent in almost every collection and some public exhibitions in the past have been exposed as containing forgeries to an embarrassing extent. This situatio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it is sometimes impossible to unequivocally recognize forgeries based on their patina or manufacturing and decoration characteristics. We demonstrate that for 13 ancient gold objects the time of their last melting process can be estimated using the U,Th–⁴He dating technique. The extremely small quantities of radiogenic ⁴He found, due to the young age and small sample size, require the use of a specially designed ultrasensitive mass spectrometer. We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 powerful, and the only, quantitative tool in archaeometry for discriminating between fake and genuine ancient gold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