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法治元素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核心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定,并依法律而运行。这在欧洲历史上主要体现为宪政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这一进程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确立于近代欧美。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世纪,作为国家体制的宪政文明虽然销声匿迹,但宪政文脉并未泯没中断。除了古典宪政的遗风余韵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之外,在欧洲封建制度、基督教、自治城市和思想领域中,都孕育了大量新的制度性和理念性的法治元素。所以,中世纪不是欧洲宪政史上的断层期,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多元素发展期,也是横亘在古典与现代两次宪政高潮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曾推出过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某些与宪政运动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或缺乏足够重视,或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宪政运动研究提出个人认识:第一,最早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并非迄今认为的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七提案,只是由于七提案合并讨论,方形成共同发起宪政运动的既成事实。第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成果,虽然包括宪政思想宣传与宪政观念普及,但唯一的有形成果则是体现西方议会模式的“期成宪草”。第三,第二次宪政运动虽与联合政府运动有承继关系,但它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取得了三项成果,需要给予承认并加以客观评价。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的完整性,因此也是今后这一研究中需要重视与补充的。     

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的地位

安纳波利斯会议原是邦联国会为协调北部各邦之间贸易冲突而开,会议报告却发出了召开修改《邦联条例》以应对邦联危机的费城会议的决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协调贸易冲突的失败,更坚定了他们这些“国家主义者”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信念,并开始思考建立新国家的若干原则,从而为费城会议上的大辩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美国宪政体制由邦联向联邦制转变的一次探索性的会议。     

清末丙午改制中吏部存废的论争与吏部尚书的作为

吏部是清代中央人事管理部门,与明代比权力下降较大,运行中受到多方牵制且尚书兼差过多,无暇部务。丙午改制中,因与宪政要求冲突,吏部裁留成为论争焦点。基于自身利益和本位主义,改裁双方斗争激烈。陆润庠等吏部尚书为使吏部能够见纳于宪政,在体制内进行技术性改革。在机构改革与权力调整不同步的情势下,吏部最终被裁,其职权并入内阁。     

蔡岳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是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两派携手合作的结果。贵州辛亥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蔡岳为调合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为贵州辛亥革命和平光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

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闻黎明在中国现代史论著中,对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宪政运动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建议后,社会焦点迅速转移,原本围绕宪政的讨论也随之转变为是否召开党派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论争。从理论上说,第二...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及其思考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主张孔教者希望将孔教载入宪法,体现在立国精神中,将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政结合起来,忽视了与共和政体对立的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宪政的顺利进行;而反对孔教者,则看到了传统与宪政间的对立,加剧了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者均存不足。     

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

抗战全面爆发两年后,国统区发生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浪潮。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界站在这个潮头,应时开展了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想借此引起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并将宪政的理论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本文对这一讨论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     

混合政府学说与贵族政制——兼论英美两院制理论基础的异同

英国和美国政治制度被称为“同根异树”。美国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宪政制度的嫁接,形式上(如两院制立法议会)两者有许多近似之处。但两地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过程又使两种体制各具特点。因而,近似之中又发展出差别。 本文试图从比较政治思想和比较政治制度角度,分析17和18世纪英美近代政府体制形成     

管理主义理论综述

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是行政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对矛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管理主义发挥到极致,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争。本文从管理主义的概念界定、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以及后管理主义时代的理论选择三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管理主义以及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     

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妇女宪政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为维护女性权益,妇女指导委员会掀起了两次妇女宪政运动的浪潮,呼吁增加国民大会妇女代表的名额以及宪法上切实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文,给予妇女各种保障与扶助,起到了全国妇女运动发动机的作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联合各党各派妇女杭日的统一战线组织,由于各方面对实施宪政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宪政运动中难免存在分歧和矛盾.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宪政运动中,中间势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统区,各中间党派与中共并肩作战,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推进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对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完整意义说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由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出现。它虽然仅仅存在了短暂的三个月,但它的业绩却是不容抹杀的,它做出了前人所从来没有进行过的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不良倾向;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可以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制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诞生于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一次革命尝试。尽管最终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戕杀,但它所作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为后人留下了可宝贵的教益;它所激发起的     

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及其意义

征税权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所必需的权力,但美国邦联国会缺乏这种权力。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邦联国会希望争取到征收关税的权力。它通过提出关税修正案的方式,希望各州赋予它征收关税的权力,但是两个关税修正案都因为一个州的反对而功亏一篑。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它是修正邦联宪政体制的一次重要探索,是将征税权赋予全国性政府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是全国性政府加强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的重要一步。由此可见,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是美国早期国家构建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中西宪法文化的差异比较研究

作为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宪法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视阈下对宪政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各自的宪政实践。此差异主要表现为：性恶与性善的人性预设、个人自由与国家集体至上的宪政理念、社会契约的＂契约政府＂与家国同构的＂父家长制＂、现代法传统与官僚法传统等的区别。西方的宪法文化促进了宪政的产生,而中国的宪政运动却缺乏支持宪法存在的文化氛围。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就离不开移植和培育宪法文化。     

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仅存在了3个月。1912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在与北方守旧势力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继而,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是南北两派的又一次斗争和较量。     

从禁烟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禁烟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相关政策法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厉行禁烟。在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政策的示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禁烟法规,积极禁烟。浙江军政府在这些地方性禁烟法规的颁布及具体实行的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地方政权与外国列强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折射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局,以及新旧制度更替之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