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粮食市场体系探析

清代江南人民追逐经济收益,生活所需的粮食仰赖市场,湖广、江西、四川粮食经由水道流入江南,在江南形成了各级粮食市场。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

本文利用家谱资料整理归纳清代江南人口九个方面的职业观念,概括了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的六个特征,并且揭示了人口职业观念的社会价值。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主要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 ,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商业资本。字号的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 ,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 ,个别长达百来年。单个字号的规模资本银一般在 3万两上下。字号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冒牌等不正当竞争。字号收购布匹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一整套标准。外发布匹踹光是字号布匹的基本加工方式 ,字号不直接经营踹坊 ,兼营染坊也不普遍。字号经营并不同时存在长期以来论者所说的直接设立踹局踹布和委托踹坊加工生产两种方式。     

清代江南地区的恤嫠事业

恤嫠事业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以清代江南地区最具特色。"恤"含有怜悯、救济的意思,而"嫠"旧时专指寡妇,所谓"恤嫠"即对寡妇的怜悯和救助。清代江南地区的恤嫠事业发展兴盛,从官方到民间,均给予寡妇较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寡妇的生存困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动植物群落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

清代江南海塘防护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是自然选择、社会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利益驱使部分塘长和近海居民 ,违禁种植某些对海塘防护不利的植物 ,这对白蚁的穴居有利。狗獾在海塘上的穴居时间和海塘的岁修日期、风暴潮之间不同步 ,使其对海塘的破坏持久存在。白蚁的强力破坏和海塘取土之间的矛盾 ,说明了海塘防护中的两难选择。燃料问题 ,增加了对海塘及其防护植物管理的难度。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联系 ,表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是个生态互动的复杂问题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

清代江南基本由徽商开设的棉布字号,谋求经营之道,单个字号运用各种竞争手段,慎选布师把好收布质量关,联号经营扩大和占有市场份额,品牌战略开拓和扩大销路;字号群体则从事前防范,到经营规范,到事后惩处,字号资本主依靠自身的力量、同业的约束和官府的权威,在应对字号商标的假冒方面,作了种种努力.而当与加工雇佣者发生矛盾形成冲突时,更是齐心协力,以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加工管理者踹坊主发生利益纠纷时,又坚持维护拥有自由选择加工作坊是权利,以掌握经营主动权.     

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

学界依据乾隆以后的史料,一般认为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各省的职官分置是清代15省演变成18省的时间点。但乾隆以前的史料并没有确认顺治、康熙时期的职官分置就是建省,而仅仅作为职官演变的普通事件加以记载。直到乾隆中期,随着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甘肃等作为省名大量使用,各类官修史书才开始构建江南、湖广、陕甘分省的标准和时间。由于清廷没有省制的统一标准,故史书构建的分省标准有很多异同,彰显出清人对“省”的认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的过程。清代这种分省模式能为我们今后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     

江南分省考议

在清代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在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 ,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并且 ,这种“名”的转变是建立在“实”的转变的基础上的。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

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称。在江南,水运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本文利用清代盗案材料,具体分析当时的水路交通网及水运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

"社首"是清代华北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领导者,在清代山西泽州又被称为"维首"、"社领"、"社头"、"社长"等,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从碑刻看,社首可以分为长期任职的执年社首和短期的督工社首,执年社首一般实行四人三年的轮换制度,由社众集体选举产生,个别村社采取家族轮值的方法。督工社首仅在村社出现大型公共设施修建时才被执年社首临时任命,人员依工程复杂程度而定,任期以工程完成情况而论。社首身份较为复杂,现有资料显示大约近十分之一的社首来源于下层士绅,其余多为普通社民。有清一代,社首在村落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止争、协调村际关系,权力几乎触及到华北乡村的全部生活。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

清顺治七年徽州府休宁县攒造的"均图"鱼鳞册延用至民国。徽州鱼鳞册以"图"为编制单位,并在首页统计"图总"的土地数字,标明一图的大四至。"图"的四至变动反映了清初里甲的局部人地调整。该册所见:地权比较分散,里长占有土地不多;业主出都者为15%;具有永佃权底面分离的田地为11.35%;塘在册登记。顺治"均图"后,徽州都图区划稳定。明清基层社会"图"反映了里甲的土地分布,而业主的土地占有与里甲人户编制并不完全重合。由清入民,"地址明确"的"图"仍是地籍编制和赋税征收单位。     

清代江南感潮区范围与影响

潮汐是海水在太阳和月球等天体的引潮力作用下所发生的周期性运动。江南水乡,地势低洼平坦,河湖密布,很早就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田水系格局,是典型的平原水网区。其东面紧临大海,钱塘江、长江分列南北通海,极易受到潮汐的影响。地理学中通常使用潮流界与潮区界两个概念来界定潮汐影响范围,本文所述的感潮区包括潮流界与潮区界在内,是潮汐在江南地区的最大影响范围;潮汐可以分为正常潮汐与异常潮汐。异常潮汐是指由台风、气旋等引起的海洋水位异常增高,即古人所称的“风潮”,其影响较为剧烈,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     

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

"打行"是晚明清初活动于江南地区的打手组织,其产生主要基于游民的激增、市镇的繁荣、社会结构的活化、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以及募兵制的兴起等因素.打行虽然属于社会阴暗现象,但这一现象从反面揭示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