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中的炮长和候长

居延汉简中所反映的汉代西北边塞防御系统中的基层官吏燧长和候长,其爵位均未超出民爵范围。燧长皆来源于本都尉府所辖诸县的平民,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屡有因“贫寒”而遭“罢休”者。候长的经济状况虽略强于燧长,但权力也很有限,基本属于“役吏”。总体上看,燧长与候长都具有亦民亦吏的性质。     

汉简所见的“候史”

作为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基层官吏 ,候史与候长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 ,候史常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部内各项事务 ;候长总揽所部各燧 ,候史则主理一燧或数燧 ,故候史不一定与候长同驻一处 ;候长空缺或休假、取宁不在署时 ,由候史代理其职。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80年代以来秦汉吏治研究综述

在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形成以来,君主对民众的统治主要依靠各级官吏。官吏负责传达执行君主的命令,直接管理广大民众。官吏是否尊主奉法、尽职尽责,直接关系到王朝的治乱兴衰。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尤其强调吏治,他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吏者,民之纲本也...     

《尚书·盘庚》“予若观火,予亦拙谋”解

《商书》中盘庚在迁都之时,对殷商贵族做出的“予若观火,予亦拙谋”的训诫,实际上是殷商时代先民“钻燧改火”习俗向政治领域的文化转喻,而殷商时代“火历”是该习俗形成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殷商“火历”、“钻燧取火”习俗与《商书》的政治隐喻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对应关系,反映着古人建言修辞的重“象”维度.     

秦汉“长吏”考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 ,“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 :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 ,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 ;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 ,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 ,“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 ,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 ,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中国早期阳燧的几个问题

阳燧,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对日聚光的青铜用具,又称“燧”、“夫遂”、“火遂”、“火镜”等,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1)。从现代几何光学理论来解释,阳燧就是一种青铜凹面反射镜。凹面反射镜具有聚光性,所以,阳燧可以在太阳光下聚日光取火。阳燧取火的过程,实际上是能量转换的过程,即光能转换成了热能。阳燧是古代中国人类有意识利用太阳能的最早工具。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林则徐在豫东对黄河的治理

当清季道光朝“内政废弛”,纲纪不振之际,林则徐能严于律己,勤于任事,并能以身作则,“办事认真,”要求“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这就是“民颂之日林青天”的林则徐。林则徐先后多次任事于豫省,历时虽均短暂,但其办事认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官场中是突出的,尤其在豫东治理黄河的过程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民表与摄氏表

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曾邀康有为主持山西省县长考试。康有为出的题目是《廉吏民表》,取意于宋朝包拯的《乞不用脏吏疏》。包拯在这篇奏疏中有这样一句：“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本义是说,廉洁的官吏,是老百姓的表率;而贪官污吏,是残害百姓的盗贼。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斛加五升”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提出,有些余力田和余力火种田的租米要“斛加五升”,有些州吏和复民租、税米的总量执行“斛加五升”。实际上,只是余力火种田的租米“斛加五升”,复民缴租米的总量执行“斛加五升”,其他土地名称的租（税）米及租佃者虽然存在一些多缴多收的现象,并不是用“斛加五升”可以解释得了的,充其量仅是可疑而已。     

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

《文物》2006年第4期发表的《三年大将吏弩机考》一文,原文对弩机铭文作了考释,认为“此弩机是战国末期赵国制造的……制作于赵王迁三年(前233年),此时正是李牧担任赵国的大将军”,是很正确的。但原文将隶定的“大将吏肢”,释为“大将军的吏属名(并支)”、“大将军李牧的属吏”,则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据铭文拓片,原文认为从“并”从“支”的“(并支)”字,其“并”旁最后一划应为泐痕,并非竖笔,并且第一横上明显为三小竖划(微斜),并非从二人的“并”字(可参晋玺“长饼”之“垪”字所从),而是“牛”字,故此字当释为“牧”。“吏…     

阳燧考

阳燧考范文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周礼·秋官司氏》载：“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郑注：“夫遂,阳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遂,取火于木为木遂者也。”阳燧,又称金燧,青铜质凹面镜。把凹镜对着太阳,其光线被凹镜反射后,就会会聚一点,...     

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

吏制,即学者所称之吏胥制度、胥吏制度或吏役制度。鉴于吏和役的复杂关系,吏制研究有时又不得不牵扯到“役”的问题,本文统称为“吏制”。“吏(役)”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职能无可替代,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则是在整个官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官员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官、     

传说中我国文明的开化

传说中我国文明的开化杨钊我国文明开化的痕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有巢氏。民食果螓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     

李大钊谈阳燧和阴燧

1920年,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使用的阳燧和阴燧,以及它的性质和用途,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考究,精辟地谈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燧”是取火的物具,亦称“夫遂”,又称“阳遂”,皆是取火的器具.《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又《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遂之齐”,郑注:“鉴,遂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礼记·内则篇》“子事父母,鸡初鸣,咸(?)漱……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金燧,右佩玦、捍、管、(?)、大(?)、木燧.”“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漱……左佩纷、帨、刀砺、     

一封匿名信 半世不白冤──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回忆

整理者按：一份“鱼背”型履历我们把下面这份原文照录的个人履历称之为“鱼背”型,是因为从这份履历不难看出,履历的主人公革命一生的足迹,是中间高,两边低,很像鱼背的样子。请看：1946年9月,我在建民中学参力。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我担任一个“民青”小组的组长。（“民青”后来转为“新青”,即新中国民主主义青年团。）1947年春,“民青”组织通知我,要我转学到长城中学（高中二年级）,以加强该校开展学生民主运动的力量。通过竞选我担任长城中学学生的合会主席。1948年2月,我在长城中学光荣地…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漕运

漕运是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重要的物资转输方式之一,一些自然河流及人工修建的渠道为此地的漕运提供了基础条件。参与边塞地区漕运的人员有“将漕”的吏及漕卒,其中负责漕运的官吏多为民政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官员如县尉、官佐及候长等;漕卒则多来自从各屯戍机构抽调的省卒。汉代边塞地区的漕运受其军事特性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军事需要下的灵活调配,具体由相应的候官机构和县廷机构负责。这种由中央统一调配、相关机构负责执行的转输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资源,为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提供了基础保障。     

试论民国时期的催征吏——苏北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的催征吏，其实是征收赋税的吏役。虽有“吏”名，却不人品级。从笔的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对于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影响和作用尚无人进行研究。在国家和乡土社会的关系中，人们很重视绅士的作用，而忽略催征吏的作用。其实就国家和乡土社会的经济关系而言，催征吏作用可能比绅士的作用更为重要和直接。     

韩愈谪职阳山的原因、心境和功绩初析

唐代著名散文家和诗人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吏,当年十二月被贬阳山县令。韩愈因何贬职,有何心境和功绩,笔者作初步探讨。 一、韩愈贬职阳山的原因 韩愈被贬阳山县令,原因有二: 一是关中旱机,上疏请宽民徭而得罪权贵。贞元十九年,关中“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天旱民饥,刚任监察御吏的韩愈为尽诔官的责任,欲为民减轻负担而写了《即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极》。谏书说:“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请者,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