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八旗庄园“庄头”

清代东北八旗庄园,既有清政府各部衙占有的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和吉林、黑龙江等名符其实的官庄;又有更多为私人占有,名称却为内务府官庄(皇庄、皇产)、宗室王公官庄(王庄)、八旗官兵官庄、蒙古王公官庄等。各种八旗庄园(官庄)都设有庄头。庄头,在有清一代东北八旗庄园中,他们是总管,是实际的经营者。随着东北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满族贵族政权的演变,他们既是清朝政府、皇室、八旗王公、官丁等的奴才;实际又是剥削、压迫、奴役庄丁(壮丁)、佃户的农奴主、地主、“土皇帝”。弄清清代东北八旗庄园庄头的由来、演变,和土地、庄主的关系及其作用,对研究清代东北土地制度变迁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

本文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外史学界关于庄园制问题的讨论情况。然后在探讨封建庄园最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将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含有“庄”字样的文书归类进行分析,提出作者的看法：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庄”、“庄田”、“田庄”、“庄园”,多数即指田地,或田土、田宅,与一般的田产、田宅并无不同。其“庄”、“庄园”都不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因此,也就不是史学界所说的封建庄园。     

清代东北“王庄”

一 清代东北土地制度分官地、旗地、民地、蒙地四部分。旗地又分一般旗地和官庄,官庄因占有形态的不同又分:内务府官庄(皇庄)、宗室王公官庄(王庄)、八旗官员官庄、驻防八旗官庄以及各部衙属户、礼、工部官庄。因官庄的产品不一,又可区别为粮庄,粮庄还叫大粮庄(大粮是稗的俗称,粮庄主要贡纳物),除大粮庄外,还有粟、黑豆、家鸭、羊草等;园庄(蔬菜、园林、山场);盐庄;碱庄;棉花庄;靛庄;苇庄等。     

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

清代内务府的粮庄渊源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托克索”庄园,这种特殊性质的旗地虽然只占整个旗地的一小部分,然而却也是清代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过去史学界由于满文史料发掘的匮乏,在粮庄的性质、经营管理及社会作用等诸方面探讨不够深透,又往往与官庄混同。由于工作的方便,笔者接触了大量的盛京内务府档案,其中多系满文记载,故愿将所见整理成文,就教于史界。     

清代东北官庄生产关系的演变

清代东北官庄指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官庄、吉林官庄、黑龙江官庄、三陵官庄等。 从满族的社会发展、清朝整个东北官庄的设置和发展过程来看:官庄的生产关系,清前期是封建农奴制,后期是封建租佃制。 但具体到东北各地区的官庄设置时间,官庄劳动力的来源、社会经济情况的差异,以致奉天、吉林、黑龙江官庄的生产关系演变不同。奉天是由农奴制到租佃制;吉林和黑龙江开始奴隶制,而后才发展到农奴制,再演变为租佃制。这种认定和当前对东北官庄研究者发表的文章,理解和认识上有区别,不妥和错误之处,请指正。     

辽宁庄票谈

“庄票”,顾名思义就是由钱庄签发的本票,也就是未经政府批准,私自发行的钞票。庄票往往采取不记名的方式,且对挂失止付规定极严,故在市面上流通视同现金。庄票是东北人对此类钞票的笼统称谓,南方一般称此类钞票为“私票”、“私钞”。     

唐恭陵与合璧宫谜案

寂寞陵园中,一块粗陋的大招牌古怪站立,顶部“盛世唐庄”四个字暗示此处应该有个庄园,或者什么饭店。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与招牌“比肩而立”的石碑、远处成队的石翁仲以及更远处巨大的土丘。那土丘即是“唐恭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军民鱼水情——记永城县“新四沟”

在原豫皖苏扰日根据地永城县城西南六十华里的李砦公社,流传着许多新四军为民兴利除害,军民团结抗日的动人事迹,“新四沟”就是其中之一。“新四沟”是当地人民为纪念新四军挖沟排水、解除水患的功劳而命名的。它是李砦贫下中农的翻身沟、幸福沟,是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沟。它西起李砦村,流经小苏庄、聶庄、房官庄、何厂,东至老杨庄与安徽涡阳县的“新新沟”相连(图一)。在这条沟峻工的一九三九年,李砦贫下中农请人撰文立碑,衷心感谢毛主席、共产     

安徽宿松清末民初地方票券浅板

地方票券,是未经政府法律允许,由地方各种机构如钱庄、银号、商号、企业以及个人发行的。仅限一定地方流通的一种货币。其名称五花八门,有“店票”、“门票”、“私票”、“购货券”等等。它兴于乾隆年间,直至抗战     

刘文彩“庄园“的风风雨雨

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氏地主庄园,曾经是国内“阶级教育的大课堂”。由其衍生的泥塑《收租院》更是名噪一时,扬名中外。悠悠岁月给这座庄园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当21世纪的人们回眸这座庄园时,发现它除了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外,还是座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地主庄园建筑群。请看《刘文彩“庄园”的风风雨雨》一文。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明清陕甘交通道路的新发展与丝绸之路变迁

明清陕甘道路交通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陕甘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清以后,交通道路又有新的发展。关中道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交通则向北与向东发展：甘肃交通道路除利用原有的古丝绸之路外,又形成许多新的分支,是对丝绸之路的补充与完善。     

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

中西封建政治史上都存在着限制君权的传统。西欧盛行的是由日尔曼法、神法与封建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在中国则表现为儒学的君主受制于“天“、“礼“的政治传统,但这类传统多流于理论或理想的层面。在中西君主制中,“谏议“虽有规范君权的效应,但最终并不能束缚君权,而君主以加冕誓词或“罪己诏“所作的政治承诺也是如此。从君权的实际运作来看,中西封建君主制都带有基本的“人治“特征。     

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该时期徽州地区家谱编修较前代更为频繁，内容与体例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家谱的创修与续修 明代徽州家谱的名称繁多，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谓。从中国谱牒发展的历史看，宋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试论元代云南金银货币与实物货币的流通

元代全国实施的是统一的钞锭政策,而惟独云南例外.云南行省的货币流通状况与其他行省相比较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不但以贝币为主要通货,而且也有金银货币和盐币、缯帛等其他实物货币.云南行省多种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从表面看是元朝给了云南特殊的货币政策,但从根本上讲与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落后、省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云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历史上形成的独特货币体系不无关系.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cult of relics in Venice and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he cult of the saints emerged as a prominent focu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Corporeal relics became objects of importance, conferring status on their possessor; and, like other precious commodities, they frequently served as prestigious diplomatic gifts, useful for the fostering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s between donor and recipient. This strategic use of saints' cults is here examined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nth century, Byzantine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allegiance of Venice and urban centres along the Dalmatian coast may have prompted the translations to the region of the relics of saints such as Anastasia, Tryphon and Theodore, all of whom became important civic patrons. Later in the century, the Byzantine mission to Moravia was focused on the relics of St Clement, while archaeological and o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rankish missions into the Balkans may have stressed the cult of St Martin, a native of Pannonia. Ultimately, Venetian independence from both power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ir adoption of a new patron saint, Mark, whose cult arrived from Alexandria unencumbered by implicit political debts.     

道光二十一年豫皖黄泛之灾与社会应对研究

1841年,黄河发生了持续8个月的南泛,河南、安徽受灾严重。面对这场近200年来罕见之灾,社会上下各有应对。道光帝自灾害发生之日起,就对水情、灾情予以关注,谕令河督、豫抚伺机堵口,并通过济民粮物、以工代赈、蠲免税赋等手段,赈恤灾民。河督、豫抚和皖抚等官员,虽从其职守出发,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然而受专制制度的制约和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影响,其行为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且迟缓、低效;与应对洪患本身相比,朝廷和各级官吏更为关切的是,灾民潜在的对政府统治的威胁。因此,有关应对基本着眼于安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制度。另外,受长期灾荒、区域社会发展滞缓的掣肘,除个别地方外,泛区内士绅阶层缺乏足够的参与社会事务能力,在应对灾害方面,没有起到引人关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