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

泽潞节度使卢从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进击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之行为,原为唐宪宗所赞同,是宪宗欲於河朔三镇用兵之试探性行动。而後,由於以翰林学士李绦为代表的朝廷宽容派及以幽州节度使刘济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反对,宪宗态度发生变化,卢从史的出兵便以无果而告终,而卢从史本人也成为朝廷猜忌之对象。考察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欲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可见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之一斑。     

李德裕政风二题

李德裕政风二题陈建樑一对藩镇的裁抑唐代自安史乱后,地方藩镇跋扈难制,正因这些武将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唐德宗时,对藩镇只管姑息,中央更行销兵之策,于是镇将愈加骄纵,朝廷则威望日下。宪宗时虽稍振作②,然元和以...     

试论唐末藩镇对昭宗朝政局的影响

唐昭宗是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一位有志“中兴”的皇帝,他想改变“国家安危、寄在方镇”的局面,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而唐末藩镇争霸天下的野心亦愈加明显,由此二者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当时外强内弱的情况下,也由此决定了昭宗朝政治的失败命运。在此,笔者从藩镇与宰相、宦官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唐末藩镇是如何制约和影响昭宗朝政治的。一藩镇与昭宗朝宰相的关系唐末藩镇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必然在中央政府渗入自己的势力,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作为自己争霸天下的工具。而当时     

从制度层面看明代国家的基层社会控制

<正>一中国自专制体制的帝制国家产生后,不断地克服来自内外的异己力量诸如宦官、外戚、相臣、王府和藩镇等因素的同时,逐渐完善自身的制度体系,增强中央控制能力,并通过不断完善的地方官僚系统这一中介,达至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这种趋向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水平。     

明宪宗与道教方士

成化时期,在宪宗的庇护和纵容下,道教方士在国家政务中扮演了非同一般的重要角色,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并对明代中后期的国家治理和道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三个部分,从研究文献资料入手,首先对宪宗宠幸道教方士的来龙去脉、特定政治环境作了分析,其次对成化朝道教方士的各种表现与宪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概括了宪宗宠幸和重用道教方士对明代中后期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唐《史孝章墓志》研究

洛阳新出土的《史孝章墓志》,记志主为阿史那氏,服儒尚学,是业已华化的突厥贵族后裔。中晚唐时期藩镇林立,从志主父子的婚姻情况可见结织姻亲的网络是各节度使之间交好邻邦、相互助应的重要措施。安史乱后,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反抗朝廷。在宪宗朝实施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的混乱局势下,史孝章明于时势,避开内讧,忠诚朝廷,自保节度之位。墓志可补苴两《唐书》本传记载之简略。     

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

僚人入蜀后势力扩张至巴蜀全境,出现诸多不受华夏政治支配的隙地,使东晋对巴蜀的统治极不稳定。刘宋建立后着手恢复华夏政权对巴蜀的有效控制,通过设置军府威慑僚人,而僚人的叛服无常表明华夏统治力仍十分有限。萧齐诉诸武力的军事高压政策造成了蜀地的动荡,僚人势力再度活跃,由此设置僚郡对僚人进行间接支配。萧梁对巴蜀高度重视,对僚人的军事征服异常激烈,通过大规模分州置郡,王朝行政权力向僚地的浸透较之宋齐时代大为明显,巴蜀僚人自东北向西南渐次纳入统治,加速了僚人的华夏化进程。     

北宋地方官员选任方式初探

北宋建立在唐末五代历藩镇割据、政权林立的历史教训之上,建国统治集团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僚控制和制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的措施中,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管理,采取了特旨除授、相府堂除和吏部差注三种授官形式,以完善和规范地方官僚选拔和任用方式,体现了北宋官僚选拔与任用方式的革故与创新。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以吐蕃王国内部的政治动乱为契机,通过接受吐蕃河陇守将及张议潮归附、调派西北藩镇分区接收等方式,晚唐政府收复了河陇大片失地。唐政府在大中年间尚未形成经营河陇的整体战略,所以其最初多以参与失地收复的西北缘边藩镇及归义军管理新复地。随着咸通初年凉州等河陇重镇的陆续收复,唐政府经营河陇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新置天雄军节度及凉州节度的方式,唐政府完成了对河陇政区的重新划分。由此,河陇地区完成了由归义军独大到三节度分治的转变,从而奠定了晚唐时期河陇基本的政治格局。     

论点摘编

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冯智发表在《西藏研究》2005年第二期的文章认为,清代用兵西藏是清冶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驻兵是用兵之后清政府在西藏进一步开展政治、军事工作的继续与发展。文章宏观地分析和研究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影响,认为清代用兵驻兵西藏是清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制度,直接体现了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力度和层面,其意义深远。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推动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

中晚唐藩镇建置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裂地分镇,藩镇碎化造成数量日增而辖境大减。分镇使一批属州变成治州,地位大为提升,新藩镇所领属州数目骤减,相对分镇以前其比重与实力均有增强。同时,徙治使治州与属州角色转换,原本实力平平的属州,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力飞跃,甚至超过原来的治州。分镇与徙治逐渐发展,客观上促使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北宋太宗时,能够彻底废除藩镇,实现全国诸州直属朝廷,可从中晚唐分镇与徙治中一窥因由。     

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

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作为唐中后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财税改革为研究者所推重。同样是德宗朝,因对藩镇用兵,"京师帑廪不支数月",~(1)军费窘迫,继两税法之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却不仅受到朝臣反对,也遭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城市居民反对,甚至"泾原兵变"的叛兵也以废除新举措为号     

试析唐、五代藩镇孔目官的职能

唐、五代时期藩镇孔目官随着节度使府体制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职能逐渐增强,由藩镇低级僚属过渡到高级僚属的行列,对这一时期幕职官制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仡佬族宗教信仰的传承与变异

古濮人与古越人在西南地区的交融,形成一新的族群——僚人。汉魏六朝时期的僚人遍布我国西南部。僚人中的一部分于唐宋时期发展为仡佬族。仡佬族的先民曾是显赫一世的古夜郎创建者。仡佬族人曾居住在以贵州为中心,散及湘西、川南、滇东北一带。贵州高原西高东低,座落在湘、桂、滇、川四省区之中,是古代南方民族的一大交汇地。苗瑶族群自     

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     

刘禹锡的崇法思想和革新精神——介绍《刘宾客文集》中的几篇文章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往往带有法儒斗争的性质。唐朝后期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与贵族、宦官、藩镇互相勾结的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在这场斗争中,柳宗元、刘禹锡是革新集团的理     

唐淮西节度使相关问题考论

淮西节度使在安史之乱初期设立时,与其他内地藩镇并没有大的区别,其设置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平定中原地区的战乱,而且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它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区域不断缩小,直至剩下三州之地。但是它与中央对抗的趋势却更加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藩镇制度下它与中央对地方利益的争夺,区域内部的胡化只是一个浅层的诱因。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区位条件也为它提供了支持。唐王朝以藩镇体制之外的手段,使用武力将它平定,迎来了自己短暂的"中兴",却无法避免之后的更加衰落乃至灭亡。     

武则天 用人治国之道

武则天,山西文水人。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唯一女皇,从公元656年受高宗委托“决百司奏事”到公元683年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从公元690年正式登基做女皇到公元705年驾崩,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近半个世纪。她之所以能成功地驾驭时势,其用人之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并潜心研究的一个问题,吏治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武则天作为大唐帝国的一代女皇,她曾亲自撰写或委托文人学士撰写了许多论著。主要体现其吏治思想的有《百僚新诫》、《外戚诫》、《臣轨》等书。而现在所能看到的仅有武则天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三月撰写的《臣轨》一部。这部书的目的是“令贡举人习业”(《旧唐书·礼仪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