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险恶的日本“河豚计划”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想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日本人一直喜食河豚鱼,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

东亚同书院是日本东亚同会1900—1945年间在中国上海开办的一所特殊学校,它从日本各地招收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化。它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受日本政府支持和管辖。它的学生以旅行调查的名义,长期在中国活动,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上报给日本政府。抗日战争期间,它的学生有的作从军翻译,有的在日伪机关服务,直接参与了侵华战争。     

东亚同文书院1927-1943中国调查资料概述

东亚同文书院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开展大规模旅行调查,调查成果数以千计,涉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提供了重要情报,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这些调查资料主要包括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旅行日志是参与调查的学生沿途所见所闻的记载,调查报告则是对某一地区或专题所做的专门调研。他们通过铁路或水路,以实地踏查的旅行方式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搜集了关乎中国国情的一手调查资料。目前国内所藏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档案,是书院撤退时遗留下来的,这些调查资料相当珍贵,反映了书院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的行为,其调查内容和特点值得深入研究,这些调查也对研究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兼评“5.15”判决书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违背国际公约进行化学战,战败之际又秘密按埋和丢弃化学武器以掩盖其罪行,在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战后使众多中国人惨遭伤害,身心备受摧残。同时也造成环境的污染,潜在的危险性日益加重。根据《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规定,日本有责任销毁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近年来,部分中国受害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有积极的意义。今年5月15日日本地方法庭宣判,承认原告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但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是毫无道理的,是在寻找种种遁词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日本首任驻外武官福原和胜在华活动探析

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结盟构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驻外武官名义上须接受大(公)使节制,具体职务、权限、预算等均独立于外交系统,这尽管是国际惯例,也为军方与外务省的龃龉埋下了隐患.福原任职仅一年即被召回,表明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创设初期已现端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未有根本性解决.福原卸任驻外武官一职后,又迅速被秘密派往中国展开情报活动,其职权已扩充至军事、商贸、借款等多项业务范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从福原和胜的活动可知,明治初期除了派遣来华的日本外交官、军方人士及民间人士,在华外国人也是日本政府构筑对华情报网的重要一环.     

从满铁看日本在华经济活动的本质

满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在日本 侵华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名为经济实体,实质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的国家机关,在进 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为侵华日军提供军事生产,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是日本侵略战争的 生命线。     

清末日本间谍成田安辉的西藏潜行活动

正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者考虑到中国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加快了对西藏的渗透活动,派遣特务潜入西藏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之一。其中,成田安辉(1864-1915)是20世纪初(1901年)由日本政府(外务省)派往西藏的第一个间谍,也是继河口慧海后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第二个日本人。由于其入藏活动是在相当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其西藏潜行活动亦不被大家所知。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其《进藏日志》的发表,尤其是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争端的源起

中日钓鱼岛争端,源于甲午战争日本“窃岛”,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导致的直接结果。日本侵占钓鱼岛蓄谋已久,从甲午战前非法的秘密调查,到甲午战时的秘密“窃取”,再到甲午战后的所谓“更名”,其侵略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满铁的“满洲”经营与附属地各图书馆

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者以“满铁”为主体,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等侵略。同时利用“满铁”以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国立奉天图书馆为集源中心与附属地各图书馆,形成纵横交错的东北文化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场所。最终以文事的形式来管理达到实以武备统治东北的目的。     

“秘密法案”的秘密

该法案客观上导致了以安倍为核心的日本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大和泛滥,使日本的决策体制走向高度集权化 12月6日晚,日本政府强行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旨在严惩泄密行为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在参议院外面,一万多名民众敲着锣鼓,要求废除这一法案。     

满铁与日本的中国东北移民

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在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过程中,通过设置调查机关,投资成立移民执行机构,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移民组织等活动,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由于满铁与日本军方特殊的密切关系,也必然决定了其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活动中,扮演着策划者和执行者的重要角色。     

早期抗战的重要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述略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一个针对日本侵略而进行国防准备的秘密机构.它延揽了大批国内精英层的人才,在军事、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经济与财政、边疆问题、资源与工业制造、交通与通信、土地与人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工作.作为早期抗战准备的重要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凭借其集中的专业人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首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经办了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为国防战备和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植物、商业与时局：民族危机视野下除虫菊的引种与推广(1887—1949)

除虫菊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认识并零星引种了作为日本新兴农业经济产物的除虫菊。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商人借助抵制日货的时机,将除虫菊鼓吹成可“杜塞漏卮”的“厚利”农业经济作物,提倡国人种植,以取代日货,开启了除虫菊商业种植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抵抗日本,赋予了除虫菊“经济抗日”的使命和意义,大力提倡种植,获得各方的广泛响应,国内除虫菊的种植规模日盛。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不仅使除虫菊种植业和相关制造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使得其“经济抗日”的使命失去了实际意义,从此一蹶不振。除虫菊原本只是颇具杀虫效力的菊科植物,但其引种与推广历程却是近代民族危机下中国从经济上反抗日本侵略的期许与努力在植物上的展现与缩影。     

中国“对日本索赔第一人”刘连仁的传奇人生

作为中国“对日本索赔第一人”的传奇经历,摄成电视剧在日本播放使得其成为妇孺皆知人物。他数度飞往日本状告日本政府,被誉为“索赔旗帜”。他亲手将要求日本政府向他谢罪的公开信交给日本首相并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淡化、歪曲侵略罪行感到极大愤慨。     

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

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满铁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伴随着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东北,大批日本人流相率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统一组织的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会的指挥下,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各种特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践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成为构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基础因子。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资料。     

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实施的再考察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一项侵犯人权的制度,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但是,战后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曾经实施过这项制度,辩解称其为个别从业者的私人行为,与日本政府和军队无关。然而,在已经发现的若干中日档案资料中,明确记载了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慰安妇”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早的城市。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新近发现的部分档案资料进一步考察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的实施过程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