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砍社风波”真相

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的方针和刘少奇提出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采取了有力措施。着手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统计,     

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思考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陆续提出来的。为什么要在50年代提出这样一个方针呢？这是与当时中国实现了社会的伟大变革以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个方针的提出过程是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同步进行的。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一方面我们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制定一个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另一方面在科学领域、文化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当时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不以一个正确的方针予以指导,就不能解决这…     

八字方针 一座丰碑——纪念文物工作方针提出十周年

1992年5月,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李瑞环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简称“八字方针”）。这对于新时期贯彻《文物保护法》,进一步做好文物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文物工作“八字方针”是一座丰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文物的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也没有完整统一的文物工作方针。1982年下半年,虽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但文物工作的方针还是不明确。尽管在实践中形成过一些具体“原则”,如文物修缮所遵循的“保持现状或恢复原状”、“保养为主,重点修缮,维持不塌不漏”、“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两利两重”原则等。这些“原则”往往因过于“具体”而难于把握,而且对同一问题的提法不统一,叙述不准确,使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干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感到无所适从。直到“八字方针”的提出,才使我国文物工作真正走上了既有法律保证,又有方针指导的轨道。“八字方针”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大量的文物宝藏。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实物映照的中国文物世代...     

“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年

建国初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学习苏联,其极端做法导致教条主义至滑稽的地步。为扭转这种情况,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知识界带来了春风。“双百”方针提出后曾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于是毛泽东又于1957年初再论“双百”方针,使之得以贯彻执行。然而好景不长……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邓拓一直在观望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艺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     

论李自成的用人政策及其得失

李自成是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大顺开国皇帝。他在领导起义农民进行反抗明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中,为了实现“取天下”的斗争目标,推行农民军所提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主张,不仅把“尊贤礼士”作为自己的用人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广集人才,量才擢用,曾以“能尽用人所长”著称,从而建立了大顺政权,取得了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明初对外关系的方针与郑和下西洋中的外交策略探究

明初,在战乱结束,经济萧条,民心动荡的背景下,明太祖朱元璋对内提出“天下始定,整顿秩序,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的立国方针;对外采用“远迩相安无事”,才能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由此制订了安边保境与各国建立友好宗藩关系稳定边防的对外方针。     

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

50年代中至 60年代末是新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 ,我国诸多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个时期凸显、定型、变化 ,其中有的战略方针一直影响至今。本文简要分析了在这时期制定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积极防御”方针、“北顶南放”方针、“诱敌深入”方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和“对付四面八方”战略     

华国锋淡然面对权力交接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华囤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主政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此后,华国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淡出”的过程。     

“双百”方针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影响

“双百”方针是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从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对其在现实中的境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党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双百”方针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所起的不同作用。“双百”方针不仅是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而且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对民主认识的深入,“双百”方针对民主的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试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形成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至西安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准则与总方针。多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解释与评价存在着原则分歧。台湾学者认为此一方针的执行造就了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并为八年抗战作了充分准备。大陆传统观点认为,此一方针是“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协、投降方针。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够科学。为了正确评价“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必要对此方针形成过程作一全面考察。     

难当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与总编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     

1957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1957年1月7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     

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三个环节

本文论述了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注重三个环节。一是党和国家从总体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作出重大决策的环节,指出了在这一环节应坚持的原则;二是遵守和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的环节,论述了在这一环节应注重抓好的几个方面工作;三是如何遵守和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的环节,提出落实“三个代表”的根本是每个党员要自觉实践这一重要思想。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1956年10月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危机对中国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和巨大震动。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加紧思想教育。针对铁托的演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面对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执政党的主旨是调整原有方针、政策,采取某些“让步”措施。而毛泽东则把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为以后的“整风”和“反右”埋下了伏笔。     

论新桂系的经济建设方针及管理机构

新桂系在1931年重掌桂政后,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致力于广西的经济建设。他们根据“三自政策”确定广西的经济建设目标,并在生产恢复、社会安定的条件下,着手全面规划广西的建设,制定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方针,设立和完善经济管理部门的机构和职能,全面推进广西的经济建设。新桂系的这些措施是富有成效的,对推动当时广西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011“人文北京与文化创新”主题论坛综述

中国在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之后,对文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同时,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也提出了“人文北京”的战略发展方针。建设“人文北京”,不可能离开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