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

一、石经的建立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李巡等奏求正定儒家经典,并凿石立于洛阳太学,经过八、九年时间,四十六通石碑耸立于讲堂东侧,上刻《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以隶体字书写,遂为定本。对这件震动社会的大事,史书多有记载: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团城文皇庙的文化旅游价值

团城位于山西省长子县城西南10余公里,现为南陈乡所辖。碑文记载,团城“有泉林丘壑之胜,烟峦拱翠,曲水环绕,为西南大观”。碑文还记载,历史上团城曾为“古团城都”。由此可知,团城不仅自然锦绣,而且曾是区域行政管理中心。团城村北有座背北面南的皇庙,庙内现存6块石碑,均为重修     

对完颜亮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兼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一关于金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争论较大。《金史·海陵纪》以及冯梦龙《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等史书小说的广泛流传,完颜亮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个淫乱的暴君。而在金元时就有人指出金实录中关于完颜亮的记载“多所附会”、“百可—信耶”,并称完颜亮“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但基本倾向是贬大于褒。近年来,完颜亮这个金代历史上争议颇大、是非功过兼而有之的复杂人物,使许多研究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重视,竞相著文立说,力图通过对完颜亮的是非功过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进而更准确地把握和认识整个金代历史     

形影不离的村落与庙宇——拉萨周边山寺走笔

谐拉康寺为世人所知,主要是由于那里有一块著名的石碑,古籍记载当时的文字“字体如狮子扑天和珍珠宝串”,历经千年风雨,这石碑在西藏历史和藏文发展演进史上都具有及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石门颂》、《杨淮表纪》主要人物考

《石门颂》、《杨淮表纪》中主要人物杨孟文、伯母、杨淮、杨粥四人以及摩崖文字中不曾出现,但十分重要的人物杨文方(孟文之子,“伯母”之夫),在《华阳国志》中都有一些散而不乱的记载.他们是祖孙三辈人,在当时的几十年中,也是对汉中贡献最大的人物.为其刻石颂功的两位主事人——汉中太守王升和黄门卞玉,同他们都是四川犍为人氏.因此,考察这几位犍为士女,再现他们的事迹,是深入认识这两块著名摩崖石刻内涵的需要,也是石门研究的一个不可阙略的组成部分.     

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

群臣上醻刻石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汉刻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书法艺术等价值。本文介绍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的录文与有关题跋、题签、捐赠者的情况,以提供资料,便于知人论世。两拓本在保存群臣上醻石刻百余年前的风貌、记载流传情况、反映晚清学者人际关系、手札题跋与版本校勘、记录刻石年代讨论情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残碑欲说建文事

据说,开中国树碑立碣之风者,为秦始皇。那年他统一中国后,便踌躇满志巡行各地,并在名山大川刻石记功。从此,中国又添一国粹,神州风景线上,便有了许多人文点缀。更珍贵的是,碑文中有关政治经济人物及文化活动的记述,便是成文的历史。在山青水秀景色迷人的贵阳百花湖畔,一个叫“中十”的村寨里,也有了一座建于明初的庙宇灵永寺,寺中也有了一块石碑。只是岁月的风雨已将灵永寺侵蚀得破败不堪,寺中的石碑也已经残缺不全,只留“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肇锡以名……并谓神灵地灵人亦灵也……修庙纪念皇孙避难……”的文字依稀可见。却依然能让今人穿过时光的     

说“氓”

在讨论周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形成时,“氓”实在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过去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其原因有二:一,先秦史料中有关“氓”的记载本来不太多,其写作“萌”、“甿”者又有种种争议,因而这类记载在多数先秦史研究者中尚未引起重视。二,五十年代以来,虽有叶玉华、石世奇、谷霁光和唐兰等把“氓”作为一种特     

平定煤炭的开采与发展

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定煤炭资源大约生成于两亿三千万年到两亿七千万年前的二迭纪石炭纪地质年代.其煤炭的采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位于平定城东南50里的东浮山,山脉呈红褐色,山石很轻,入水不沉,故名浮石.因此,此山也以此为名曰“浮山”、山顶上有一古庙,称“娲皇庙”.娲皇,即女娲之神.传说,在我国古代有个“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在古书《淮南子》和《太平御览》里记载:     

建国以来山越研究述评

“山越”一词见于文献记载,最早在东汉末年,《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三国志》中有大量关于山越的记载,中经隋唐,至宋代,尚有零星记载。三国时期是山越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故学界讨论也多以这一时期的山越为主要对象。关于山越,国内学界尚有颇多争论。下面将国内学者有关山越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以期能推动此一问题的研究。     

略论新发现的北魏郑道昭"四仙"刻石

位于山东省莱州市城东南７．５公里的云峰山,又名“文峰山”,因主峰两侧各有一峰,形如　笔架,故素称“笔架山”。云峰山以拥有众多的北魏郑道昭刻石而蜚声书坛,驰名中　外,刻石书法笔力气势磅礴,端庄雄浑,有“北朝第一”（叶昌炽：《语石　》）,“文苑奇珍”（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之誉。它与大基山（在莱州市）、天　柱山（在平度市）、玲珑山（在青州市）北朝刻石组成的“云峰刻石”是研究书家的书法艺术和　生平思想的珍贵资料。其中分布于云峰山主峰之上的“九仙”题刻,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　,自宋赵明诚《金石…     

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释义——兼及《五纪》的作者、性质问题

以训诂和文法分析、文献对读为手段,分析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首章）的含义和《五纪》的性质、作者等问题,可以认识到：清华简《五纪》首章是对《五纪》全篇的总括,叙述了舜帝和群臣治理洪水、重建文明的经过;《五纪》即《尚书·顾命》中记载的“《大训》”,分为“正文”和“传”两部分;《五纪》的作者是周文王。     

洮阳城辨析

古洮阳城是甘肃的一座历史名城,但因 建置变迁频繁,造成史籍记载的混乱与讹误,影响到对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确认和研究。本文在考辨古 籍文献的基础上,实地踏勘了当地的历史遗存遗迹,通 过综合考察分析,认为“牛头城”当为真正的“洮阳”城治 无疑。     

嘎琼石碑考古调查与“skar cung”一词流变考

嘎琼石碑作为吐蕃时期13通石碑之一,记载了历代赞普崇佛建寺的功绩与赤德松赞时期扶持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内容,属于兴佛证盟石碑。基于嘎琼石碑的考古调查历程与文献记载、学术史回顾,补充两点内容：第一,1993年考古调查报告中未被公布的重要出土信息,如琉璃瓦、棋格状图案的青砖以及刻有藏文“廓莫然拉”（go rmo ram la）字样的砖块,可知嘎琼拉康寺庙建筑不仅大量使用汉地青砖、烧砖、琉璃瓦等,还出现在砖块上刻字凿图的现象。第二,对碑文中的寺名“skar cung”与文字厘定后的“skar chung”,以及错讹写法“dkar chung”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流变和当代学术文章中的应用进行系统考察,得出其流变路径：原始碑文记载为“skar cung”;12世纪后受文字厘定影响,写为“skar chung”;13世纪时,部分史书开始错讹记载为“dkar chung”;此后以讹传讹,被16—17世纪的史家沿用。     

碑碣上的史料

豫北内黄县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了两块记载重要历史事实的石碑,但是这两块石碑很久以来都未被人重视,其中一块名“荒年志”的石碑躺在西南50里的苏王尉村一个破庙前,字跡几乎磨平,另一塊名“义兴寨碑记”,已当铺路石用了,只是通过文物普查才发现了得到保护,现将两碑内容介绍如下已供参者: 荒年志(原文——〔〕内的字和标点符号是我加的,□内字不清) 一纪崇祯十二年春,旱风和(象)仍(乃)减收;至六月大旱蝗虫遍残,五谷减收; 至冬月不降片雪。此虽荒年而人未死。一纪十三年,[狂]风大作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菜榆皮,受饥者面身黄腫;生溫疫死者有半;至五月二十二日方雨,棉花、高粱、谷、豆一时播种;王六月三伏热     

北魏的“西河胡”与“河西胡”

<正> 北魏时有两支匈奴人分别被称作“西河胡”与“河西胡”,因二者名称相近,易为混淆,且事关民族地理分布问题,故在此特为一辨。 北魏时的西河有两指,一是指北魏所设的西河郡(治兹氏城,今山西汾阳县),如太宗永兴二年,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魏书·太宗纪》)。一是指河曲以北的黄河。穆帝三年,以击白部、刘虎之功,求得句注陉以北地区,其“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魏书·序纪》)。     

北京胡同的根在宣南

1995年10月,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外建立了“蓟城纪念柱”,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亲自撰写的《北京建城记》．镌刻在柱前的石碑上。宣南是北京城的起源地,这里曾是燕国宫殿所在地,古蓟城所在地,唐代的幽州城、辽代的陪都南京、金代的都城中都都在这里。街巷与城市互为依托,     

《汉纪》补润《汉书》例证

《汉纪》是东汉末年荀悦奉汉献帝诏令,删简《汉书》而撰写的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此书取材于《汉书》,但对《汉书》有没有补充和润改呢? 一种意见认为,荀《纪》的史实全部出于《汉书》,而没有记载过《汉书》以外的事。唐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介绍《汉纪》时说:荀悦“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汉纪中》也认为“荀《纪》无《汉书》外事”。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荀《纪》虽然取材于《汉书》,但说它没有记载过《汉书》以外的事,是不符合《汉纪》的实际情况的。     

“野水”诗作者并非宋高宗赵构

近日路过潮鸣寺巷,见巷口北侧墙上新嵌了一组有关该巷历史的刻石——这是背街小巷整治后的成果,潮鸣寺巷也由此更具文化味了。然而,三方刻石中一方所镌“野水”诗的作者却误为宋高宗赵构,白璧微瑕,可惜了上好的石材。     

北京雍和宮以西城牆豁口 發現元代古碑

北京市建設局八月中旬在雍和宫以西開闢城牆豁口工程中,發現了一座元朝的石碑。這座石碑是元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爲紀念京畿都漕運使王德常在職時的政績而建立的。明朝改建城垣,石碑就被埋在城牆中。全碑是用青白石作成,重量估計在五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