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发行

12月7日,《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首发式暨中国历史地理与疫灾研究学术报告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赵发国、齐鲁书社社长昝亮、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清代芜湖疫灾及其社会应对

<正>古籍有云：“疫,民皆疾也。”而以现代科学的话语来描述,“疫”则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因此,由急性、烈性传染病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就是疫灾。它既是细菌、病毒滋生所引起的原生灾害,又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所诱发的次生灾害。由于疫灾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还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故而疾病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