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

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但它所倚重的是档案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内,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之一。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资料在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述而不论”之管见

＂述而不论＂之原则引起争议,说明方志理论研究在推进,方志实践在深化。＂述而不论＂原则应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把握。从首轮修志看,记述内容与旧志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范围要大得多,涵盖面要宽得多。可以推测,本轮志书的内容可能更甚之,同时要在指导思想、篇目设置、体例规范和编纂方法等方面创新。内容发生了变化,形式理应适应内容的...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17世纪中叶,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综合而言,该时代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变动相互关联、主题有重合也有差别,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以满汉族群角色为轴心对明清两代关系的论说也不及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审议更具透视力。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辽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秦"封陵津印",为新公布的秦代津渡用印,与黄河著名津渡风陵渡颇有关联。关于风陵渡之名,戴延之《西征记》云有风后女娲之墓,故称"风陵",然此本是晋以后附会的说法,不足为信。"封陵津印"之发现,则可证实秦时已有封陵津。《史记·秦本纪》、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均载封陵,为魏国故地。而文献所载封陵与风陵渡位置,大致重合。又因"风"、"封"二字均属帮纽,古音可通,《宋书》载"封陵堆",《魏书》作"风陵堆",可证封陵、风陵至中古时期本可通假,故二地虽属异名,实本当一处。今以"封陵津印"为新证,则风陵津其名的真正来源,当出自至少在秦时已有的封陵津,远承魏国之封陵故名。而风陵为女娲之陵的说法,则本属典型之层累古史,由是推出的关于女娲墓的种种考证,皆不足为据。     

岩茶产制中的“技”与“术”——兼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涉及的“传统手工艺”（craftsmanship）一词实际上存在一个如何与中国的“技术”知识传统对接的问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生产制作技艺”之发明过程及其在当地的实践为例,中国传统手工艺应同时涵括“技”（Tethnology）与“术”（Witchcraft）两个部分。“技”的发明是在“书写文本”与“口头知识”的相互对比、参照、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除了强调专业性的生产技能外,传统手工艺这一概念还涉及“术”的范畴,包括物质环境、仪式传统、行业神信仰、风俗习惯等。     

甲骨卜辞田猎地“衣”之地望考——兼论衣、殷、邺之地理纠葛

甲骨卜辞中有一个重要的田猎地"衣"。过去的学者往往将其地望指在今河南沁阳一带。今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考证,该"衣"地不在沁阳地区,而在靠近殷墟的漳河流域。而"殷"、"衣"二字在古文献中每每通假,"殷"地之得名,当从"衣"而来。此地既是殷先公王亥或上甲微所居之故地(邺),又是后来盘庚迁都的所在(殷)。后世有"殷"、"邺"不分的情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说钩膺——兼论“罗缨”、“纂緐”及其他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钩膺",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樊缨"。根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来看,"钩膺"不是"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钩",是"娄颔之钩",已经有实物出土;"膺",可能就是秦陵铜车马、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两骖马的"缨环"。     

试析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的几点争议——兼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世纪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研究路径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成果及不同观点纷纷涌现。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本文尝试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评析"十月革命"研究中的几点争议,并尝试再次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并就进一步研究"十月革命"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

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即     

论“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危机"给信仰带来挑战,同时危机的解决又有利于信仰的建立和深化,危机对信仰的双重影响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危机,抓住"机"遇,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     

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

笔者提出“文化元典”概念,用以称呼各文明民族的首创性文本.本篇讨论这种特殊文本的内涵、外延及产生的历史背景.(“文本”又称“本文”,指由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构成诠释的对象和基础.)关于“元典”之含义,见本文之附论部分.     

“天文”、“人文”解——兼评庞朴同志“天人合一”论

《光明日报》《哲学》(1986.1.6)发表了庞朴同志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一文,(以下简称《论纲》)《周易》中的“人文”一词.用以等同于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制度,反对教会箝制人们的思想,要求实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所谓“人文主义”,我当时读后,便以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在一次科研报告会上评议过.不意事隔两个月之后的三月十七日《哲学》栏同时发表了两篇和庞朴同志商榷的文章,一是黎鸣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主义精神吗?——与庞朴同志     

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

视殷契中的某些字为楚国或楚族之“楚”,进而以其各例为确凿无疑的楚国信史,是“商代有楚说”或“楚源东方说”赖以立足的一块重要基石。本文拟对相关的各类资料作些初步的排比研究,藉以探寻其中的历史真实。对活跃楚史与楚文化的研究来说,这或许是小有裨益的。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方氏家谱序》云:“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碟多有存者。”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     

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帝的离宫别苑,原本是古北口外大小二十座行宫之一,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经乾隆大规模扩建,前后经过八十多年,才最后建成。这在时间上几乎与“康乾盛世”相始终。山庄初步建成后,康熙每年去木兰围场举行秋猕之典,必住山庄,“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园者又三之二”。乾隆也是一年之中约有半年的时间驻跸避暑山庄。在此期间,由皇帝指派或批准韵大学士、军机处和各部院大臣扈从行在,处理政务,因此,避暑山庄在当时又成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这就说明,“康乾盛世”与清帝在山庄处理军国重务及其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避暑山庄以及融汇汉、藏、蒙各族寺庙建筑艺术的外八庙,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园林艺术和宗教建筑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康乾盛世”国家统一、封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体现;而且,正是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才形成了避暑山庄及其寺庙群的格局。     

“松漠”考——兼论契丹起源地

经考证"松漠"是北魏时期对科尔沁沙地的泛称。从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起,至北魏太和三年(479年),135年的时间里,契丹在"松漠"中的分布地域,基本没有变化,即今通辽市中部的开鲁县、科尔沁区和科左中旗及周边地区。大黑山是奇首可汗的出生地都菴山。奇首可汗的龙庭,是通辽市的福巨城址。契丹在"松漠"中活动地域的中心,位于通辽市西辽河平原腹地的科尔沁区,这里是契丹真正的起源地。     

“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突厥语大词典》记录的古地名Qatun Sn"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Qatun Sn"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将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将《突厥语大词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 Sn"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11世纪初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