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的序幕,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直接动力就是改革、特别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实践是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围1989年夏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原有的规划、指导与协调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职能处于停顿状态。以前需要体改委派员参加的各部委会议此时不向体改委发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应向体改委报送的材料都不报送了。体改委内部各司局都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十四届三中全会 确立市场经济新框架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已进行了10余年。虽然这十几年来,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作用的方向在走,但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党内外,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也从未间断。如果不确立一个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就会缺乏可操作的蓝图,从而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科学社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茅于轼: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富起来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被称作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在舆论漩涡里一次次遭遇赞扬和咒骂的激烈碰撞,却屡屡语出惊人,以最浅显的文字阐释最深刻的道理,点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最本质。他就是茅于轼。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的内心世界,倾听他最大的心愿。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道路的要义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及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肯定,也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中国道路的要义。一、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全球视野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79~2012年国内生产总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改革开放呼唤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王启军：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党于1987年召开了十三大,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确认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0年至1992年酝酿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情况的回顾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到中央主持工作后,这是他当时面对的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他亲自主持开座谈会,经济学家当面争论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     

参加起草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开创“广西经济尽快翻身”的发展道路

1984年10月以来,为实现中共中央提出广西经济尽快翻身的指示精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领导全区各族人民全面贯彻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提出"放权"改革的历史动因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特征.认为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放权"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企业的实质关系,也未能真正理顺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将以"放权"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放权"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没有掌握好一个合适的界限,"放权"和"收权"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A,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