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昭和政治史上的一位“超级大人物”,在官场政界活动了六十多年,对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的日本,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纵观岸信介的全部生涯,不难发现,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牢牢扎根于他的思想深处,他无时不在倾心实践着这一思想。岸信介是日本典型的大亚洲主义者。     

试析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政策——以亲美疏华政策为中心

岸信介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中国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岸信介为与美国政府达成安保条约的修订,极力将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可靠盟友,将对华政策居于次要地位。笔者认为岸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破裂是岸信介亲美疏华政策的必然结果。     

安倍晋三,岸信介的外孙 曾强调对华主动出击

“政策像外公,性格像父亲”安倍晋三出身于显赫的政治世家,有“纯种政治家”之称。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担任日本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相,祖父安倍宽为众议院议员。在这几位长辈之中,对安倍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外祖父,日本前著名“鹰派”首相岸信介。     

我所知道的日本“中归联”

1956年6、7、8月,经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将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回日本国后,当时正值岸信介内阁联美反华的猖狂时期。一方面,日本政府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集团缔结了和约;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继1950年将日本本土作为美军发动侵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及其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所进行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然而,日本国内却有一批人置铁的侵略事实于不顾,硬把“侵略”和“掠夺”说成是什么“建设”,甚至说什么“满洲的近代工业和近代文化设施几乎是日本经营的”,“满洲的近代化全靠日本进行”,它“也是中国今日发展的一大动力”。这是在企图抹煞“侵略的历史”。对此,本文不想空谈所谓的道理,只想以事实予以说明。     

辛亥革命前后的内田良平

内田良平(1874—1937),幼名甲,号硬石,是辛亥革命期间曾经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所谓日本“大陆浪人”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所谓“在野的政治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对于内田良平的评价,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甚     

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在亚洲徘徊——读《满洲国史》(日)总论之感

<正>1971年1月,由日本约140余名军国主义分子编写,170余万字的《满洲国史》(下称满史)在日本出版发行。80年代后,由黑龙江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了翻译印制。满史开篇,现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1957年时的首相)的推荐辞中说:"我曾屡次遍访东南亚各国,每次都会想起满洲国的事情……日本今后的使命,仍是在于实现亚洲的复兴和团结,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谈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发行的货币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发行货币即是其支撑侵略战争和实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日本货币手册》显示①,日本帝国主义在出兵侵略中国51年期间,先后印制发行了“日清战争军票”、“青岛出兵军票”、“日华事变军票”、“东三省官银号券”、“满州中央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计110张,铸造发行“大满州国”等硬辅币26枚。现将该书所收上述货币的发行情况和历史背景分述如下。一、甲午战争时发行的所谓“日清战争军票”。日本侵略中国最初发行的军票。该券竖…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     

文物、文化与“文化财”

谈到日本的文物与考古,首先要接触到“文化财”这个名词。许多人认为日本的“文化财”即中国的“文物”,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正确地理解日本“文化财”的含义,是了解日本文物考古情况的基本前提,同时,对改善我国文物管理事业也极有参考价值。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近代以来,家族制度问题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日本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经济生活都被置于“家”的观念的束缚之下,可以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及家族道德有密切关系。“君臣一家”、“劳资一体”、“企业一家”的观念,便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在日本人的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中的突出反映。本文拟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

“良妻贤母”曾经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时的中国也曾受其影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然而,近代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虽然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是一个不使人感到陌生的题目,但从目前的研究中仍能看到有些概念不够明确,有些理解囿于某种定式的现象。对此,本文将谈点一孔之得。一日本“分治华北”的政策起于何时有的文章把“分治华北”与华北自治运动”混为一谈,认为《塘沽协定》时,日本并未形成“分治华北”的政策。此说不妥。日本图谋华北,其来有渐。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日本对与“满洲国”相毗邻的华北甚为关切。重光葵承认对华北的“政治工作”“是在建立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

192 1年 11月华盛顿会议后 ,至 1937年“七·七”事变前 ,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外务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之争、“田中外交”得逞和“关东军路线独走”。这一时期 ,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从形成到全盛 ,从而最终决定日本对外政策 ,并控制日本政局的过程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范围是1940年划定的。其设想则早在1916年已具雏型。其步骤首先是“西进”侵华,其次是“南进”东南亚各国,再次是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因此,除特定时期外,“北进”没有成为日本国策的主导,是从属于“西进”和“南进”的。日本不仅企图独霸东亚,而且梦想进入“太平洋时代”。本文在分析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欺骗性及其必然破灭之后指出:今后要达到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其根本前提是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只会以破灭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