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的华兴商业银行与华兴券

抗战爆发后,华中地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重点,日伪在沦陷区内大肆搜刮,其中又以金融侵略与掠夺为重点。成立于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发行的"华兴券"也对华中市场及经济秩序造成了很大破坏。华兴商业银行的产生正是日伪在华中的经济统治的一个缩影。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的鸿篇巨制——评四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掠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地域上的,日本的侵略包括台湾、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并试图征服整个中国;二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包括政治统治、军事征服、性侵略、经济掠夺、化渗透、奴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是,国内学术界过去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     

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侵略史料一组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从赤裸裸的军事霸占,改为所谓“中日合作”的欺骗方式进行引诱。于是,1938年11月日本便成立了两大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分别经营华北与华中的“统制事业”。华中振兴会社即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在“中日提携,经济合作”的幌子下,通过与日本操纵下的维新政府进行所谓合作,即由中国方面以既有之现物为资,而加诸日本方面的资本与技术,经营矿产、煤、盐、水电、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电气、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对华中进行经济掠夺。本组史料选自馆藏伪维新政府档案,对此史实可窥一斑,可资史家参考。     

鲜为人知的中日金融大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不仅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还妄图沦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日军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曲折、但却鲜为人知的金融大战。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工业之进步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远较东部沿海地区落后。而落后的西部地区在抗战爆发、东部沿海相对富庶的地区沦陷后,是不能承担抗击日本侵略的重任的。为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前后采取多种措施,以促进中国西部经济的开发和进步,其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最为明显,并成为国民政府支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     

关东州时期的日本神社

日本在对华侵略期间,于中国的军事、经济要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日本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以及国家神道的形象代言人,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相呼应,成为日本文化侵略的武器之一.本文以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关东州修建的神社为主线,分析这些神社的整体特点,进而说明神社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主要作用.     

抗战时期日商洋行在安徽的商业垄断经营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等占领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设立洋行,以便掠夺资源和倾销洋货。在安徽沦陷区,广设洋行,排斥华商,垄断贸易,对居民和商店实行"配售",倾销日货;指定日本大商行负责所有军粮等采购,形成上下层级分明的洋行购买组织,垄断商业。其商业垄断经营形式多样,危害很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及沦陷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1940年8月,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为契机,在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1941—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初步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之间长期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1944年,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工部的领导下,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新四军二至七师所辖地区发行的纸币

正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我国最富饶的中部地区创立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和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广大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同时,新四军与侵华日军还进行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货币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破坏中国抗战经济,设立银行,发行伪币,掠夺物资的罪恶行径,新四军采取灵活策略,针锋相对与日伪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斗争,抵制敌伪钞票,保护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鸟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30多年的曲折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现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和投资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停滞,前景黯淡,日本企业纷纷以中国为中心开展海外事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望进一步呈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态势。为此,我国要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辛亥遗产与南洋华侨抗战之精神动力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精英以辛亥革命为资源、以双十国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发表政见和救国主张,在激发侨胞爱国情怀、增强侨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过程既强化了辛亥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也使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中地区扶持建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旨在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鲁迅的民族思想与历史观

介绍鲁迅的历史观和民族思想.鲁迅的历史观有三个要点,一个诉求.即:人的、进化的、改革的历史观,和一个要解除主奴关系诉求.同时提出了“一切都是中间路”的重要观点.另外鲁迅的民族思想有对外,对内两大部分.对外他反对外国列强民族侵略中国,也批判中国强大以后去侵略别人.对内他从原来接受中国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到辛亥革命以后改变为赞成各个民族平等、独立、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思想.     

哈佛大学"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我见

2002年6月底,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题为“战时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战时中国的地方政权与状况。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日本侵华期间扶植的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伪满洲国的“伪”、傀儡定性提出异议;有的日本学者公开为日本侵华罪行辩护。这种观点,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公正的历史道德观和求实的精神。不同国家的学者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甲午战争前后东亚海权与海防的较量及其影响

一场甲午战争,使东亚海权格局剧变,由此构成中日两国命运变化的历史拐点。战前,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殖民扩张的相同遭遇,展开了近30年的海军现代化建设,并在互为敌手的竞争中日益凸显于以英国为主导的东亚海权格局之中。然而,不同的战略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甲午战争用血与火诠释了海权与海防的本质区别及其决定性影响。正因为战败后的中国已完全置身于东亚海权格局之外,再次陷入有海无防的境地,导致海权得以坐大的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更加有恃无恐,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走上独霸东亚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

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认识及其政策的结构.笔者的历史分析可概括为三个论点"9·18"事变前后在中国东北的日中经济冲突--政治逐步升级的论说;193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论--否定"李顿调查报告书"的理论;1937年的日本论坛"中国统一化论争"中的新认识论--日益明确的对中国认识的坚固"岩盘".     

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