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围绕学、政、教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分"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更表明其"语境"较之过往大异其趣;"学""政""教"三者在言说中就分别被其他的意思所替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而所谓的"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也众说不一。该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作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中国"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晚清自日本输入后,就作为学术名词与传统学术的改造相伴相生。新文化运动时期,留美学生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科学"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向整体性的,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转换,由此催生国学研究范式从"保存国粹"向"整理国故"过渡。两种范式之异点在于评判固有学术的价值标准发生转换,但于过渡之中亦可见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内在统一性:学术改造以分科治学为起点,以"科学"为归属,注定这是一个与传统"分",与西学"合"的总体走向;近代学人大多是借用"科学"作为概念工具,试图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调和的主张一脉相承。     

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心

1903年前后是学制变动及科举改制的关键时期,既有的研究多关注国家层面及科举制本身的重大变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关照则相对缺乏。时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缘督庐日记》的主人,留下大量为官处事的生动记载,留心挖掘不难窥见晚清地方官场生态的种种复杂情况:迎来送往占据了叶的大量时间;礼物收受虽使其良心难安,但迫于官场规则乃至生计仍不得不为之;学政事务繁杂,处理时既有原情通融之处,也有坚持原则之时。更为重要的是,八股废除后,科举改重西学与时务,叶昌炽本人虽在一定程度上浸染西学,读西书,出西学题目,但难掩其对西学冲击下能否"保教"的深切忧虑,以致对革命或其他现代思想有消极之抵触。可以说,叶氏所出"论中西官制相通"之类考题背后所隐藏的,恰是其对"西法实乃中法"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既是传统学问熏陶下的必然,也是对儒学根本地位不容动摇的顽固执念。     

“国学”究竟指什么

<正>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从“历史知识”到“历史记忆”:一战时期中国民族精英如何发挥历史的救亡功能

<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刚刚经历从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型,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观念也在萌生和形成过程中。晚清的疆域变成中国公众所熟悉的国家领土主权知识,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比如,在当时的教科书中有关晚清以降中国领土主权的历史知识是如何呈现出来的?从事这些教科书编纂工作的民族精英们,又是如何处理晚清的疆域知识与民国所继承的现有领土边界的历史关系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一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中,日本对于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及在此后民族记忆的塑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

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有自身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从当时的"西学"、"天学"、"性学"和"超性学"等概念的历史和内涵角度,来把握相关问题,能增进今人的理解。当时的西学,也存在助益近代性的因素和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的"全球意识"的引入,随之而来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以及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方法的传导及其意义等方面;后者则可从当时创译并流传开来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价值,或一些长期被遗忘的人文学科译著的内涵挖掘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西学、实学、博学——以广东博学馆名称为中心

<正>广东实学馆是为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张之洞主政广东时将其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它与广雅书院同为张之洞日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出发点。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实学的内容是来自西方的声光化电,几乎是西学的代名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词章之学。而"博学"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广学,兼容西学中学。围绕着广东博学馆这一教育实体,西学、实学、博学的名称变化反映了近代国人的思想认识变化,而这种变化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东西方知识传统的构造

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始自清季民初,是近世中西学术会通之一环,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把握了中西历史共性,并用现代学科概念清理整合了本土知识资源,但存在忽视固有博物观念的问题。梳理中国古代重要博物知识人及博物典籍,可以发现中国博物学既遵循了人类共有经验,又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自成独立知识体系,又与经典义理、神仙方术、食货民生等深度交涉;是融天道、人事、物象于一体,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及情感体验之集合。人文与史志传统,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晚清史研究的新思考”笔谈

<正>【编者按】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和清史研究的共同推动下,晚清史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动晚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而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这是有待国内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笔谈作者有的从学科史角度,对清亡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在晚清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