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派遣“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来华的背景

17世纪,葡萄牙国力日渐衰败,令其无法再从经济上支持传教士的东方拓展之旅,这不仅让罗马教廷颇为不满,而且让欧洲新崛起的法国看到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机会。当时法国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葡萄牙所拥有的保教权;二是罗马教廷所要求的宣誓问题。但是,法国政治、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需求,加之暹罗使团的突然来访,让路易十四最终决定派遣有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之称的耶稣会士跟随暹罗使团前往东方。这些耶稣会士便是在中法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家数学家"。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康志杰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年的耶稣会士,其经济状况大致走过了初期由葡萄牙单一支持、经济的不稳定阶段→依靠奉教士大夫的支持逐步稳定→带“职”教士的俸禄,皇帝的赏踢,葡、法等国资助及信徒捐赠等,得到多渠道收入→以稳定的经济格局而卷入世...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医生、理发手术匠与保教权在华利益——耶稣会士卢依道与高竹在清朝的宫廷

本文详细叙述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十七世纪末清朝宫廷中的工作和生活。卢依道是在康熙皇帝特别要求下来到北京的第一位专业的耶稣会医生,与他一同前来的高竹是在澳门出生的理发手术匠。首先,本文着重讲述了他们来到中国的复杂旅途,以及在保教权耶稣会士和国王数学家的利益竞争之下,他们在北京的经历如何引起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其次,本文还描绘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宫廷以及康熙皇帝出巡时的医学活动,包括他们与太医的冲突,照顾精英患者使他们与"仁医"理念渐行渐远。这些患者中也包括康熙皇帝本人,他在患病时利用了当时简陋的欧洲医疗。最后,本文考察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的医疗活动在政治、宗教以及医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戛然而止的原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 ,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 ,以为评价 17— 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 ,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 ,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 ,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 ,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论18世纪中叶澳门城市功能的转型

16世纪中叶以降 ,澳门成为东亚极重要和繁盛的国际商贸港。但好景有限 ,从 17世纪中叶开始 ,由于葡萄牙国势的低落和新起殖民国家的挑战 ,澳门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 ,这种局面更由于葡萄牙有关当局实行排斥其他西人进入澳门的自闭政策而愈发严峻 ,到18世纪中叶 ,澳门经济已呈难乎为继的窘况。在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反作用下 ,葡澳当局采行外人入澳合法化的措置 ,由此带来澳门城市功能由葡萄牙贸易港向所有来华西人居留消费地的转型 ,澳门社会经济赖此得以复振 ,进而奠定“东方蒙特卡洛”的城市雏形。     

葡萄牙领略国之珍宝的旅行

我对葡萄牙的认识是从它的殖民历史开始的。葡萄牙是近代西方最早建立、持续最久的殖民帝国,其建筑、文化、艺术、语言被带到海外各个殖民地,影响深远,我在各国游览时也多有留意。第5次访问葡萄牙本土的我,这次不仅造访了悠闲静谧的乡村小镇和翻涌着世界最高海浪的冲浪圣地,游览了葡萄牙北部的著名城市波尔图。从南到北,从陆地到海洋,代表这个国家的珍宝一件一件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每一个都是这个国度最深情的注脚。     

澳门风云录(长篇连载之三)

十五、卖炮易主权的美梦做买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最重要的便是公平。正所谓“童叟无欺”,“你肯我愿”“合情合理”。卖炮竟与主权交易沾边？真是白日做梦！然而在１７世纪初澳葡当局就做这个美梦,也只有在处于扩张殖民时代下的葡萄牙和处于没落腐朽封建时代的中国之间...     

英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1956—1958)

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是否同意、如何回复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英国外交部、殖民部、英国驻华代办处、港英政府等均参与了讨论。驻华代办、港督存在不同认知,而他们所属的外交部和殖民部考量不同但意见高度一致。外交部注重将其放在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关系、英中关系考量,特别是考虑台湾因素的影响。而殖民部主要着眼于香港的内部稳定以及对英国远东殖民利益的影响。从拖延到拒绝,英国的反应是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反映了香港在西方阵营中战略价值的提升,折射出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的殖民利益。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明清时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东方化和西方明的一次直面的碰撞。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又奉行了一条走中国上层。     

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年）中的五带名词为例

“热带”是耶稣会士创制的地理学译词,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并传播到日本,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标准术语。但是“热带”的传播并非直线性的。因缺少本土知识分子的帮助,19世纪初来到广东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及时注意到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对于耶稣会士中文着述中的译名也没能加以借监。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们,在王韬、李善兰等帮助下,开始积极地吸收耶稣会士的成果。本文对译名在传承、普及过程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时间应提前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据戈宝权先生《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一文考证,最早将伊索寓言带进中国的,当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     

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     

葡萄牙觅见中国——记“中葡文化关係展”

2005年元月13日,正值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访华之际,中国与葡萄牙文化关係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葡萄牙总统携夫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也出席了开幕式。葡萄牙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与中国的陆地距离非常遥远,但早在五百多年以前,中葡两国人民就开始了交往。据最新的考证,最早记录中国郑和远洋航海的,是葡萄牙人文献。1513年,葡萄牙人奥维士(Jorgeálvares)第一次到达中国,几年后,葡萄传教士使用的葡汉字典牙特使皮尔斯(ToméPires)到达广州。以后到十六世纪末,葡萄牙传教士带着圣经文化和科学文化,叩开了中国古…     

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侵略非洲的动因

葡萄牙殖民者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非洲的先驱。他们在1415年侵占了摩洛哥的休达地区,在北非建立起第一个殖民据点。之后,葡萄牙船队沿着非洲大陆西海岸逐渐南下。1488年,他们绕过了非洲最南端,进入南印度洋。十年后,葡萄牙船只北上抵达蒙巴萨和马林迪。随后,沿着阿拉伯人早就熟悉的航线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继之直抵亚洲东部。从占领休达到据有马林迪,历时八十余年,殖民者的足迹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沿海地区。十六世纪,他们在非洲继续扩大侵略范围,加强了殖民掠夺。如此“富有成效”的殖民活动在葡萄牙历史上是仅见的。在葡萄牙学者的一些著作里把十五世纪初以后的一百年称之为“奇妙的世纪”。有的西方学者称赞这是葡萄牙“光辉的一百年”。     

20世纪西方学者对澳门土生葡人的研究

土生葡人的存在 ,是澳门社会的一大特点 ,也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它是澳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现时的澳门 ,不论是华人 ,还是“葡萄牙后裔居民” ,都乐意称后者为“土生葡人” ;而葡籍人则常用“澳门人”(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来泛称“土生葡人”。从人种上看 ,土生葡人具有欧亚两种人的血统 ;而从文化上讲 ,则兼具东西方文化的特色 ,成为不同文明交融的范例。因此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 ,是一个在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研究课题。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 ,西方学者远…     

开罗会议新论

开罗会议不仅对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它是一次构建远东国际新体系的尝试。中美两国的首脑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 ,在讨论战时远东政治、军事问题的同时 ,也在规划战后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 ,并确立了中美两国在其中的战略关系和合作模式 ,笔者称之为开罗设想。虽然开罗设想存在严重缺陷 ,在抗战后期被远东雅尔塔体系所取代 ,但它充分体现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