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先驱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医学界对中国医学史开始重视。医史研究开始出现人才辈出,著书行世的情形。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的医学史家们如陈邦贤、范行准、王吉民、伍连德等人,深感医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倡导了医史研究运动,竭力搜集医学史材料,加以整理,为文发表,以冀保存我国数千年的医学史足迹,不使其散佚湮没,这实在是有益于我国的医学文化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清前期,疆域基本上固定下来,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在广袤的疆域内,既有中原内地,也有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中国的边疆十分辽阔,居住着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气候和地貌与中原内地有很大不同。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有别于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片边疆领土被割占。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边疆形势,…     

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乡村史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乡村史的研究也初露端倪。     

广州是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

近代社会科学与古典(从古代至中世纪)学术,在内容、形式、结构、分类、研究方法上均不相同。     

浅析兰克史学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兰克是19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兰克与其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近现代西方史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端棻: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了封建教育的弊端,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案,以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独具特色的分配方式。它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本身利弊共生,但却适应当时的社会。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事物,给后人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供了极好的途径。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以来,在急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近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其实,现代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和无尽的困惑依然存在。这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刊发在本期“乡村史研究”的一组文章,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诚如本栏论文所言,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理论模式,“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为他有着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之间充分比较的认识条件”。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更期待引起更深层面的讨论。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中国近代边疆地区的银两制度

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西康、西藏、外蒙及新疆是近代中国的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但是近代的银两制度仍然对这些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并且一些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银两制度与该地的经济相适应。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百余人,提交学术论文70篇。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一、近代文化与社会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国际环境都紧密相联。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考察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考察了清末以来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觉醒带动文化趋新…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在建国以前,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未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成果极为有限。至五六十年代,厂史作虽然数量大增,但研究过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革”之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受到重视,并于洋务企业、商办企业、金融企业、行业史、中国近代实业家、外国在华企业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既有论普遍着力于企业的经营史分析,而对企业制度建设关注不多,须加以改进,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应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中国近代纯碱工业发展研究

纯碱工业是重要的工业门类。近代中国早期制碱工业规模较小,永利碱厂建起后,中国纯碱工业开始匹敌国外。在抗战中纯碱工业也未止步。近代中国的国情限制了纯碱工业的发展,但纯碱工业仍是成功的。中国近代纯碱工业尤其是永利碱厂的成功,对于中国工业发展有重要启示。     

近代航空先驱李宝焌、刘佐成

在举国关注天宫一号与神八将在浩瀚长天对接的夜晚,我在永安东坡的住所,仰望深邃的太空,深切地怀念两位令故乡人民骄傲的航空先驱——李宝悛、刘佐成。     

近代中国著名数学家与教育家——黄际遇

黄际遇（1885-1945）,字任初,号愁庵,广东澄海人。早年就读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留学日本、美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开封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并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校长秘书等职。翻译有《高等微积分》、《近代代数》、《几何学》、《代数学》等著作;著有《论一》、《班书学说》、《潮州八音误读表说》等书;还写下《万年山中日记》、《不其山馆日记》、《因树山馆日记》、《山林之牢》等40余册日记,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     

澳门：中国近代第一城

位于中国南方沿海、珠江出海口西岸的澳门,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早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伴随着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被葡萄牙人用行贿的办法变为其在华的居留地。他们在澳门筑城造房,使其成为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外国租借地。从此,西洋建筑在这里大规模传入。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协办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94人,分别来自全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提交学术论文70余篇。著名学者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symposium, which is composed by Ma Min’s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the studies of urban cultural history,” Jiang Jin’s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ang Di’s “The microcosm of Chinese citie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urban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case of teahouses in Chengdu,” Joseph W. Esherick’s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Urban space and urban culture” and Lu Hanchao’s “From elites to common people: The downward tren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the perspective, trend,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ies. Four articles of the symposium are translated by Yang Kai-chien and Jin Xueqin from Shixue Yuekan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8, (5): 5–19; Joseph W. Esherick provid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i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