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监察御史向翀事迹对巡察干部的启示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监察自封建社会之始即形成制度,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地方设“监御史”,隋唐中央设“御史台”、地方设“监察御史”,宋元因之;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监察制度得到充分发展,体系更加完备;清朝沿袭明代,在整合监察资源、高度集权等方面达到巅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探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和监察文化发展脉络,对当今巡察工作有积极借鉴作用。笔者仅就明朝广东道监察御史向翀的事迹进行整理,为巡察干部提供参考。     

浅析明朝监察制度及对当今的启示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一个君主专制达到巅峰的时代。明朝的监察制度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由于明朝特定的国情民风,它的监察制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与明朝最后的灭亡息息相关。本文首先对明朝中央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关以及明朝最有特色的厂卫系统进行阐述,然后又对明朝监察制度所呈现出来的特点进行剖析,最后分析得出明朝监察制度的一些合理之处,从而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现代监察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合理的建议。     

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都察院是明代设立的重要监察机构,为风宪耳目之官,总负正风肃纪之责。明代对其所属监察御史的选用,要求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官吏。除了普遍性的清正廉洁这一操守要求外,还十分看重其"介直""骨鲠"的个性。在任职资格上,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打破了新仕进士不得除授御史之职的规定。明中叶后,监察御史选用"多不得人",管理御史的"宪规""条约"成为空文,御史不断参与到朝廷的政争之中,使明代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净化能力不断削弱,这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不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明朝立国前后的军中舍人与演武余丁

在明朝建立之前,为了保持军力,大批在伍官兵户下的男丁被以操练舍人或演武余丁的名义提前招入军中训练并参战,进而演化出多种名目的 舍人和正军家下男丁可合法代之参战的制度.明初军役仅由正军负担的传统观点需要适当修正.明朝建立后,多种名目的 舍人逐渐被撤销、合并,最后仅存散骑舍人和听差舍人,但提前入伍的祖制以幼官舍人营和随侍营的名义保留下来,只是其军事职能日渐丧失,逐渐沦为猥贱杂差.明朝中后期,由于卫军逃亡等原因,明廷重新捡起强征舍人、余丁入伍的"法宝",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纳哈出盘踞辽东时明朝与高丽的关系

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在明朝初建时曾发生过较为剧烈的变化。过去学术界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学者都着重从明丽双方去寻找答案,事实上,北元政权特别是盘踞辽东的纳哈出势力的存在,对明丽关系的发展一直起着负面影响。纳哈出势力的存在与明丽关系的不稳定在时间上也是相吻合的。明朝方面在积极谋求与高丽发展关系的同时,努力解决辽东的纳哈出势力,也是明朝发展同高丽关系最有效的手段。     

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

西宁卫是明朝边陲要地,系河西走廊的屏障,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此,有明一代极为关注对此地的经略。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梳理了明朝于西宁卫所辖地的军事戍防、政治管控等种种施政方略,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朝西宁卫的战略地位,全面评价明朝在这一地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边疆地区发展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均有裨益。     

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

通过对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建州三卫女真不断进犯明朝边境是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与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所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这种交往虽受到明廷的干预,最终以朝鲜、女真各向明廷贡马谢罪而得以了结,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充分说明明朝国力中衰,在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威信下降。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初孔庙祭祀使用塑像,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学祀孔改用木主,但地方府州县仍普遍使用塑像。正统至成弘间不断有士大夫提出改易孔庙塑像,均未被采纳。嘉靖九年,世宗进行孔庙改制,撤去孔子塑像,改用木主,并令天下各府州县遵行。洪武、嘉靖两朝对祭孔形象的更革各有因由,士大夫对此亦有不同的主张,但始终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并通过祀孔以明道立教。就木主与塑像两种形式而言,前者更具抽象性的符号化意义,在礼学上较贴近古礼原初含义;后者则较接近佛、道及民间信仰之意象,远礼而近俗。祭孔形象的争论反映了儒家理念与佛、道等狭义宗教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礼学与民俗交融互动的复杂情态,也显示出谙熟儒家政治学的士大夫在国家体制层面强调理,在基层实践层面更尊重俗。     

明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经济交往浅议

1368年,濠州人朱元璋灭元,于建康（今南京市）定都称帝,史称明朝。此时的西域情况如何呢,它与明王朝的关系如何？本文结合史料,作一浅要分析。     

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亡后,清朝控制了漠南蒙古地区,但是,漠北喀尔喀不顾清朝阻挠,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明朝收购喀尔喀马匹,补充战马,并试图利用喀尔喀部扼止清军西进。清朝则通过军事威胁和利诱,迫使漠北喀尔喀停止与明朝贸易,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以土默特、喀喇沁两部的名义控制明蒙贸易市口,不仅解决了自身经济需求,而且在贸易方面控制了喀尔喀。明朝则默许了清朝的间接贸易,以避免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明朝泷水“瑶乱”的平定与罗定直隶州的设立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问,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     

正统年间建州左卫西迁考实——兼论东亚地区女真与明朝、李氏朝鲜的关系

<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女真历经磨难西迁婆猪江、苏子河流域,再次与建州卫李满住会合。这里有适于农耕的土壤与气候,又邻近明辽东地区,因而使建州女真迅速崛起。文章从东亚地区"华夷秩序"的研究视角透视这次西迁事件,揭示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内部结构中,明朝、李氏朝鲜、女真三个层面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明朝盐课提举司的地方运作与制度变迁——以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为例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     

韩国的腐败与法治

一、韩国大概算得上中等腐败的国家 反腐败国际非政府机构——国际透明性机构自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按国家排列的“国际透明性机构腐败认识指数”。以10分为满分,数值越趋近于零,排名越靠后,就说明越腐败;数值越高,排名越靠前,表明越廉洁。4分以下表明整个社会都很腐败,而7分以上则说明整体上比较廉洁。     

明代“重典治吏”的启示 赵艳芳刘金燕：《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

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美国国家历史地标遴选与保护的思考 兼谈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定工作

美国国家历史地标~1是美国联邦政府从国家史迹登录名单中选出的、经过深入研究、严格审核,由内务部公布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高度完整性的建筑物、遗址、构筑物等,其遴选程序具有清晰,责任明确,周期较短,管理严格等特点。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定,可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建议进一步完善国保单位公布周期、公布程序和申报流程;在强化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职责的同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申报和评审工作;加强监测,适时实行复核机制;加大对集体和私人所有的国保单位以及非文博系统国保单位的保护和支持;建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