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行灯”实为“铜鐎斗”

<正>1969年于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铜器颇引人注目(图一)。此器短直口,后部留有一开口,开口外侧设四个穿孔,当为固定器盖所用(器盖已失)。口下饰凸起的     

龙耳蟠螭纹铜[钅和]

1972年湖北襄阳山湾东周墓地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为春秋时期的一种重要青铜礼器,时代断为春秋中期。该器器壁较厚实,制作精细规整,口呈椭圆形,折沿稍外侈,颈部略内束,微鼓腹,平底。上腹部附两个对称的龙形耳。两龙（两耳）相背,仰首前视,龙耳卷成环状铸于器腹上。腰部饰二圈蟠螭纹和一圈三角卷云纹,花纹线条流畅细密。口长11．7、口宽9．7、腹高5．1厘米。     

《“铜行灯”实为“铜鐎斗”》一文献疑

<正>《文物春秋》2006年第1期刊登了吕波先生《“铜行灯”实为“铜鐎斗”》一文,文章就1969年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原定名为“行灯”的器物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是鐎斗。笔者同意作者对器物并非行灯的判断,但对认为是鐎斗的看法存在不同意见。据吕文所示图片来看,该器为短直口,球腹,腹上施一圈宽沿,管口流,三蹄足,腹一侧施宽板曲柄,器形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鐎斗差别甚远。后者为直腹、平底,凹槽形流,龙首形柄,二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吕文将其视为鐎斗是错误的。     

新发现的华阴铜铫及其铭文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最近收藏一件西汉时期铜铫。富平县出土,出土情况不详。但此器较为重要,现介绍如下： 铜铫平沿圜底,浅腹。口径１７．５、高５．５、沿宽１厘米。器薄,沿略残（图１）。器底部有多处修补痕迹,显然系长久使用所致。此铜器周身无纹饰,唯口沿刻有九字,其文为：“华阴铜五升铫重八两”。（图２） 华阴即华阴县,战国魏阴晋邑,秦惠文王六年,更名宁秦。汉高帝八年,改日华阴,属京兆尹,为京输尉治。后汉武帝十五年,改属宏农郡,晋田袭,后魏属华山郡。 铜五升,汉一升约为２００毫升,五升即１０００毫升。查汉１升…     

铜禁

时代：春秋中期（公元前６２０年—前４６７年）出土时间：１９７８年出土地点：河南省淅川县下寺２号墓尺寸：通高２８．８厘米,通长１３１厘米,通宽６７．６厘米,器身高１４厘米,器身长１０３厘米,器身宽４６厘米重量：９４．２公斤器身呈长方形,周围由数层粗细不...     

“王太后右和室”铜鼎考略

“王太后右和室”铜鼎考略张懋镕,王勇＂王太后右和室＂铜鼎一件,近年出土于陕西省澄城县．铜鼎形制：鼓腹,敛口,圆底,蹄足,耳略外撇。盖上有三环纽．通高１６、通耳高１６．８、足高７．１、耳高６、纽高２．４厘米。最大腹外径１８厘米。器腹有弦纹一道（图一）。...     

“桥形币”质疑──铜璜考

在我国古代墓葬中,时常出土一种形制奇特的小型青铜器,该器形似玉璜,研究者称呼颇不统一,主要分为“璜形饰”和“桥形币”两种称谓。究其性质,一直存在佩饰和货币两种观点。最近,一些研究者连续发表论文,论证该器为货币,有学生甚至将其认定为先秦时期巴蜀王国的金属铸币①。笔者认为,有关该器无论是佩饰,还是钱币的观点,均值得商榷。一、铜璜的基本特点就器形而言,该器与工璜相似,可称之为铜璜。从目前发表的材料来看,铜璜流行的年代上溯至春秋晚期,下迄西汉晚期,延续约400年;出土分布地点有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河…     

“应史”诸器与周代异姓史官

198 2年 1 1月 ,河南平顶山市郊区阳岭上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① ,其中 4件铜器上铸有铭文 ,铭文中均有“应史”二字 ,现介绍如下 :《应史鼎》铭曰 :“应史作旅鼎”。此器口微敛 ,卷沿 ,沿上有双立耳 ,斜垂腹 ,三柱足 ,口沿下饰以细云雷纹为地的回首夔龙纹。铭文以竖行铸在器壁内。 (图一 ,1 )《应史簋》铭曰 :“应史作旅簋”。此簋带盖 ,盖上有喇叭形握手 ,子母口 ,斜颈 ,鼓腹 ,圈足 ,盖和颈部饰条带状变形夔纹 ,圈足上有一周弦纹、两周细云雷纹。器内、盖内所铸铭文相同。 (图一 ,2 )《应史爵》铭曰 :“应史作父乙宝”。此器侈口 ,长流 ,…     

襄阳县新发现一件铜盏

1990年4月,襄阳县朱坡乡徐庄村老馆铺农民在山坡上取土时,发现青铜器一件,随即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作实地考察,未发现其他的迹象,推测此器可能出于墓葬中。铜器为盏,形制为隆盖,中部立喇叭形捉手,上有镂孔4个。盖缘作尖唇子母口形与器口相合。盖边铸四兽首形衔扣,但无扣合作用。器身方唇直口,束颈,鼓腹,平底。腹下铸三个兽蹄形小矮足,足上均有环形纽(图一,1;图版贰,1)。盖下部及腹上部又各附二个环形纽。盖上三圈花纹为两圈环带纹夹一圈蟠虺纹(图二,1)。盖顶中部饰蟠虺纹。捉手内侧饰垂鳞     

周代銅器“虢季子白盤”歸諸人民

我國名貴的古代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歷來考證家鑑定為週代之物,形狀極以現代的浴盆,器高一尺二寸五分,足高一寸五分,口寬二尺四寸八分、口長三尺九寸,腹深一尺一寸,腹圍十二尺左     

殷墟出土“铜异形器”功用蠡测

安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异形器",出土于殷墟刘家庄北地。本文结合铜器铭文以及甲骨文献,认为该器应与战争有关,主要用于攻破对方的城门、寨门等防御设施。应称为"破门器"。     

漫将斧钺观上古封邦建国觅康侯 康侯斧题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西周早期青铜斧,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图1）。同铭器共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2）。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浚县,为于省吾旧藏。此“康侯斧”尺寸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小中见大”。     

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

<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盖均刻有铭文,据鼎铭可称其为大利铜鼎。此鼎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石桥乡,口径14.5、通高17.8厘米,重1722克。盖、器子母口扣合,双附耳,腹部有一周凸棱,三蹄足,盖上有三环纽。器盖铭文为"大利",器腹铭文为"大利七斤三□"(图一)。"大利"为当时的流行吉语,器铭末尾缺释之字当是汉代"铢""两"之类     

东海县出土秦父子诏铜量

1982年,江苏东海县双店乡竹墩大队出土一件秦代铜量,两侧各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关于法度量的诏书。铜量现为东海县图书馆收藏。据了解,与铜量同时出土的有秦半两铜钱。铜量口近圆形,靠柄部弧曲,底圆,柄中空。器壁和口沿因使用而有磨损。     

一件铜“温酒器”

陕西省富县统计局局长王峰交献给文物部门一件上面置有耳杯的铜炉(封底),即“温酒器”,全器由炉体和耳杯两部分组成。炉底有4个侏儒支托炉体和耳杯,炉外侧有一手柄(已残)。炉体上部为椭圆形围栏,四壁分别镂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上托一耳杯。耳杯素面,圆环,大小与炉体对应。全器通高11,长14,宽10厘米,耳杯重160克,炉体重885克。器物结构精巧,铸工细赋,雕刻生动。这种镂刻四神形象的铜炉和耳杯,据有关资料表明,山东、山西、陕西的汉墓中均有出土,其名称叫法不一,一般称之为“酒器”或“温酒器”,有的称为“烹饪器”、“熏炉”、“烹炉”等,虽对该器名称叫法多样,但其用途无非两种,一种是以染色为名。有的人推测说:“染炉和染杯,同是古     

“其昌”银店及其外销银器

<正>外销银器是中国银匠按照西方银器的式样,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生产制作并销售给来华的西方人或接受洋风的中国人使用的金银类器皿。根据目前外销银器的流传现状可知,最早的外销银器始见于康熙年间,兴盛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末至民国持续发展,前后延续200余年。早期的外销银器主要产自广州,五口通商之后慢慢向香港、上海及近代以来的开埠城市扩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谕令的颁布,广州成为西方商人海路来华贸易官方唯一许可的通商口岸,广州由此垄断中西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工匠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精湛的手工技艺、     

“富春大夫”甑跋

“富春大夫”甑跋王辉西安市文物中心藏一铜甑,器直口、深腹下收,平底,高圈足,底有平行透孔。腹两侧有铺首含环,上腹有两道凸棱弦纹,圈足上有凸棱一道。口径２６、高１１．７厘米。腹外有铭文两处,其中一条比另一条多４字。这件铜甑,已由王长启先生著文刊市（铭见...     

中国早期人造蓝色颜料──硅酸铜钡

鉴定出在中国汉代（208Bc－220AD彩陶器上的一种人工生产的矿物──硅酸铜钡（BaCuSi_4O_(10)）,并观察到这个矿物是属于我国战国（475-221BC）或汉代的八面棒的一个主要成分。这个人造矿物迄今还未作为古代中国颜料被报道过。     

郫县发现东汉铜量

1982年12月,城关晨光供销社收购员马净将刚收到的有文字的汉代铜器一件转交我馆保存。我馆立即派员到这件铜器出土地点调查,了解到这件铜器是1973年在一座残汉墓内发现的。 这件铜器呈长方形,一端带把,另一端的右底角小有缺损。器物连把共长20厘米,器身口沿外径长13.6厘米,宽7.7厘米,外高3厘米。而其口径竖长13厘米,横径7厘米,深2.6厘米。底小于略口。     

塞公孙(?)父铜匜

1969年湖北枝江百里洲出土。整器高20.2、横径14.5厘米。弇口,流作兽首形,四足作兽足形。口饰蟠 虺纹,腹饰瓦纹,流有象鼻纹一道。器内底有二十九字铭文:"唯正月初吉庚午,(?)(塞)公孙(?)父自乍(作)盥 (?)(匜),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全器器形秀美凝重,纹饰精致典雅,铭文精工俊挺,充分体现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