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發生在北宋中期,这是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代表人物所进行的一次政治革新运动的重要尝試。“庆历新政”在北宋“变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巨大意义,它是“熙丰变法”的序幕和准备。“庆历新政”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絕不仅像旧史家所謂的“党爭”之类事件,而是由于北宋社会史發展的必然产物。     

王安石:被妖魔化的政治人物

北宋时期的"熙宁变法"在政坛掀起了一场场血雨腥风,不是新党上台,就是旧党得势,两大阵营里的政治人物也是起起落落,昨天还在皇帝的大殿里谈政论道,今天就有可能被发配边疆借酒消愁,吟出"无病无灾到公卿"的牢骚诗句!今天,我们去读一些与王安石相关的文字,还能感受到当年北宋政坛这个江湖的血腥味.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

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象征性事件。变法本身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许多事情的确从此而转、因此而变。其中一个长期影响此后历史的转变，就是新旧之分的明显确立与新旧之争的持续进行。“新党”与“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在近代中国...     

清末帝、后党争之起因、措施与结局新论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清廷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帝党。帝党是对外敌入侵和清廷内忧外患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政治势力;他们极力支持光绪帝掌握政权,但实际上权力掌握是不平衡的,帝党势力是与后党无法对决的。为了摆脱后党控制而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成为了帝党和后党的新一轮的争斗。而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也让其在与后党的争斗中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这在戊戌变法中体现的也极为强烈。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而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而后党的强势及至发动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禁帝党领袖于瀛台;最后,党争结局也以两党领袖先后死去结束;这也体现了清廷争斗的残酷性。     

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

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的反复修纂是北宋晚期一大公案,北宋之后,围绕《实录》的斗争犹未平息,随南宋的建立,又发生了一轮新的较量。因为《神宗实录》关涉到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以及对元党人的论定,故而伴随朝廷内部各政治集团权势消长,从而...     

熙宁变法与宋夏战争

宋夏之间战事颇多,战争的胜负对双方的经济、政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众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夏之间几次大的战争的叙述、战争脉络的梳理和熙宁变法军事成效的分析,来说明北宋熙宁变法对宋夏战争轨迹产生的重要影响。     

陈次升与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宋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朋党之争。陈次升是北宋时期著名大臣,历仕三朝,三居言职,经历了由躲避党争到主动参与党争的转变。他与新旧两党官员联系密切,同情元祐党人,名列“元祐党籍碑”。他重视理财,提倡仁政,在地方任职时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     

政治潜规则与政治家人品

正要说苏东坡,必须说到王安石,才能理解得深刻;要说王安石,也应该说到苏东坡,才能理解得完整。苏东坡一生最灿烂的文学浪花,都激起于北宋政治的礁石,而当时北宋政治的礁石,正是由宰相王安石开启的变法运动;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政敌,他不断发表言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处理与苏东坡的关系,既包含了中国人治社会通行的政治潜规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令人尊敬的人品。     

“递刀者”? 以张厚载、林纾为中心的所谓新旧冲突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因而失败者的言行往往被有意无意遮蔽、曲解、贬低。五四政治运动前夕发生的所谓新旧冲突,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被描述为旧阵营对新势力的迫害,是旧学者与政治势力的勾结、合谋。其实,依据新旧史料重新解读各派政治势力的立场以及相互间的争执,可以清晰感到不论是新势力,还是旧势力,多少都有点误会,都将对手做了最大限度的恶意猜测。陈独秀之所以退出北大,胡适之之所以受到警告,固然有与旧派文人林纾、张厚载反复辩难的因素,但说到底张厚载、林纾并不像新派人物猜测的那样,成为政治迫害的"递刀者"。     

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

刘成禺笔下的"武昌假光绪案"流传甚广,情节却未必近真。本文首先是考订该案史实,进而管窥己亥、庚子之交的政局演变。认为该案属于撞骗之案,"假光绪"并无任何政治企图。之所以由"常案"升级为"奇案""巨案",主要由"建储"前后的政局大气候所致。最重要者是"建储"后,《汉报》等新党报刊为维持"反废立"的舆论热潮,有心煽惑;旧党为压制舆论而野蛮报复。政局在"新党肆于言""旧党肆于权"的交替上升中一步步恶化。     

司马光和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

正"王安石变法",是由北宋神宗主导、宰相王安石负责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这场变法开启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结束于宋神宗去世时的元丰八年(1085年),前后16年有余。由于时间长,牵涉面广,牵连的人多,掀起的滔天巨浪对北宋的官场形势、人情冷暖甚至国运兴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由来已久。     

王安石的“中国梦”

正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仅凭自己的志向和才干,怀揣"慨然有矫世变俗"的"中国梦",居然就能官至宰相、宏图大展,又应该是一部正剧。通过"王安石个案"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和宽容性,简直有点像个童话。王安石生于1021年,属于宋真     

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清廷朝局初探

朝局,是指以封建朝廷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政治态势。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方针政策体现出来的统治集团的政治趋向,二是通过政府中枢机构的人事演变反映出来的不同政治或利益集团之间力量消长的状况。毫无疑问,朝局是政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时期,它对整个政局的演变起关键性作用。本文拟通过对甲午战后清廷朝局的分析,从一个易被忽视的侧面揭示戊戌变法运动的政治背景。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两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尽管这两次改革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其一,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要想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以下试就两次改革情况做具体分析。     

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

宋人对苏轼的评价,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苏轼入仕以前,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在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关争后,是毁誉相参,乌台诗案、贬官黄州、逮谪岭南时期以及在他死後的徽宗朝,可说毁大于誉,但即使政敌仍不得不称许其文才,其师友门生对他的评价更未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南宋前期,宋王朝鉴於北宋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苏区货币战

无钱不立,无财无政。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一种特殊商品,因人类商业活动的兴起而产生,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小而言之,它是自然人的财富体现;大而言之,它是政治实体的主权象征。自从殷商铸铜贝、北宋造交子,古往今来,无数政权制造发行了无数货币,或在自己的地盘内强制流通使用,借以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或渗透到敌方境内,蓄意破坏、摧毁其金融系统,推翻、颠覆其统治基础。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民宪党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由于它宣言“以巩固民主政体,励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具有明显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性;又由于它由国民、进步两党部分议员共同发起,体现了轻党见、重政见的政党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是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学说已退出历史评价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