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贵族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贵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日本律令时期国司职能的演变

国司是日本古代,尤其律令时期的重要官职.国司制度也是律令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律令地方政治的主体,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司职能的演变反映了律令时期天皇制的变迁以及中央权势与地方势力、先进的国司制与传统的国造制之间力量博弈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从中国引入的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旧制度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     

日本古代采女的产生及其原因考察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产生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     

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礼仪中的中国因素

古代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始自7世纪初,形成伊始受到中国夏至理念的影响。至8世纪律令制国家确立后,五月五日节仪成为体现天皇与全体官人政治关系的重要国家礼仪。中国民间五月五日习俗中的菖蒲、续命缕等道具成为律令制五月五日节仪的必要组成要素,避邪除灾的观念也随之被融入五月五日节仪之中。     

日本律令制国家公文书的运行机制

公文书是日本律令制国家有效的进行政务管理,维系其官僚体制运转的重要纽带。驿铃与内印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是公文书能否顺利传达的重要凭证。在奈良时代,公文书作为以太政官为核心的各级官僚机构之间的统属和联系往来的媒介,确保和强化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统治。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衰落,天皇增设了藏人、检非违使等令外官,这促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公文书的运行机制在律令官僚制的衰弱中发生嬗变。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了本律令制都城的变迁与日唐交流——关于寺院数量的变化及彩釉瓦建筑的出现

日本律令制都城藤原、平城、平安京的格局建制是模仿隋唐长安、洛阳两城设计而成,它的条坊制与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形式最显著地揭示着这一点。此已为中日学者所共识。近年来。关于都城制的研究似乎已侧重于通过都城制度而探索日本古代天皇制及古代国家政治形态、政治组织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的。二是古代国家是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国家就是一种在必要时用强制力维护对于基本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政治组织。本文讨论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上的几个问题,如中国正史中提到的弥生时代"百余国"的性质、原始官制的产生、中国王朝与邪马台国倭女王的关系、4世纪以后的西日本统一王国、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等。本文指出,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是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外部因素对日本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与东亚大陆上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很短暂的。     

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论三代选官制度与血缘政治的衰落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可见血缘性不断减弱而地缘性不断加强的特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血缘性来自于古老的氏族时期。三代历史上承氏族世代,下启秦以后大一统专制王朝,在我国制度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三代政治制度中血缘性非常强,与其相适应的选官制度所参考的原则亦以血缘原则为基本标准。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等方面出现新的历史因素,血缘政治逐渐衰落,以血缘原则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也逐渐瓦解。本文尝试在梳理这一衰落过程的同时,探讨选官制度与血缘性政治衰落的关系。     

略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陵户身份

陵户是日本律令制国家中,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陵户这一名称来自唐朝中国,在公元681年制定《净御原今》时,日本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根据《养老律今》的规定,陵户在律令制下属于“贱民”阶层,是当时的“五色贱”身份之一,但在《大宝律令》中,陵户仍然属于“良民”阶层。在“五色贱”中,同其他贱民相比,陵户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地位。对陵户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律今制国家等级制度与贱民阶层的认识。     

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

本文作者认为,日本大化改新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经济改革。大和朝末期,日本氏姓贵族崛起,开始与朝廷抗衡。孝德天皇为维护王权发动了以班田制为核心内容的大化改新。班田制是以中国唐朝的均田制为母体而制定出来的土地制度。它不是日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结果,而是孝德天皇出于压制氏姓贵族的政治需要,引进隋唐律令,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新政”的产物。七世纪时,日本已经出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趋势,大化改新使这一趋势受到压抑,导致氏姓贵族通过曲折道路建立起领主封建庄园。最后,地方贵族、豪族势力逐渐壮大,压倒了中央贵族,王权随之衰落;到镰仓幕府倡立御家人制度时,就形成了领主制封建社会。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地税改革

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对于明治维新后的地税改革及其确立的土地制度问题的探讨,是与确定明治维新性质有密切关联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后的地税改革及其确立的土地制度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对立和争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地税改革后日本的土地制度和寄生地主经济究竟是什么性质?农业形态是封建性的还是资本主义性的?如何看待小农经济?地税改革在     

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正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稳定的国家意志以成文法的形式呈现,唐代的成文法,称作"律令格式";皇帝日常政务处理和决定,用"王言"表达。王言与律令格式共同构成唐代的法律体系。唐代王言有多种简称,如"制敕"、"诏令"等,执行迟缓或错误,唐律有明确的惩处规定;A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王言干预法律的现象,被称作"以敕破律"。B王言既是皇权日常运行的载体,也是皇帝制度呈现的外在形式。唐朝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成熟时期,通过王言理解唐代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环。唐代王言,基本上分为册书、制书、敕书三类,册书地位最高。包括册书在内的王言,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C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学界讨论较少的问题,即册书适用范围的变化问题。册书是册礼的一部分,从高宗开始,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最终使册礼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皇室成员。     

中国古代“礼治”思想下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是社会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力量。中国的服饰制度是将君权物化和神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统治者严格等级制度、确立身份地位、巩固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从夏、商、周三代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为了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逐渐确立起一系列服饰等级制度。本文从中国服饰制度的形成、“礼治”思想下的服饰制度以及汉代儒家思想对服饰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古代服装形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及其政治结构刍议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启动于圣德太子改革,初步形成（模型化）于孝德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大化改新时期,制度化于大化改新矛盾积累导致的“壬申之乱”后的天武天皇及其继任者持统、文武、元明天皇时期,中间走过了百年左右的曲折历程。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三部曲。从政治结构上看,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它是中国式皇帝制与日本祭祀制的统一。古代天皇制特殊的政治结构对后来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寄生地主制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以“田乡绅士”为视角

寄生地主制是日本社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出现的、以地主佃农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是研究日本封建时期土地制度的重要研究课题。关于寄生地主在日本近代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学界一般以明治维新为界,主要从政治上考虑,且大多使用宏观视角。由此,本文试从寄生地主制与幕藩领主制关系的讨论到以寄生地主制中某一阶层,即既具小地主身份又多为农村治理者的田乡绅士为切入点,浅析寄生地主制在日本近代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19世纪末以前英国基础教育教师收入初探

中世纪以来,英国基础教育教师的职位逐步拓展到社会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群,逐步打破了由神职人员垄断的局面。在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以前,教师生活来源大体可以分为神职收入、社会捐赠、薪金、奖金、学费、小费,以及其他补充收入等,不同等级的学校、不同身份和地位的教师生活状况各有差异。教师群体也因此逐渐形成身份多元化、群体复杂性、地位和职能多样性的特点,长期以来很难形成统一的职业行会,以保障群体利益。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事务的更多关注,教师薪酬制度逐渐确立,教师职业逐渐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日本古代贡举的贵族化

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日本是最早实施科举,也最早终结了科举的国家。古代日本在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仿唐制实施贡举,把贡举与初创的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在制度设计上将平民屏蔽在外,贡举的参与者始终以贵族子弟为核心。由于荫位制度的存在,贵族子弟依靠父祖恩荫就可以轻松获得官位,对进入大学寮学习及参与贡举并没有足够的兴趣,导致贡举实施不盛。贡举的考官——大学寮教师的门阀化、家业化加速了贡举的瓦解。日本的贡举始终是为贵族服务的,故仅仅存在于贵族处于辉煌时期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最终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