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使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次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商民运动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均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另外,商民协会既是商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但同时透过该组织也可具体看出商民运动还存在其他诸多缺陷。     

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自诚公皮房账簿及其社会经济史价值

正一、引言皮毛是内地与边疆贸易以及中俄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正是对明清以来皮毛贸易的生动概括。作为万里茶路上的两大对流商品之一,皮毛的地位丝毫不逊于茶叶。山西作为连接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中间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山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马家军阀专制时期的甘宁青皮毛贸易

甘宁青三省相邻相界,属自然地理、人文因素以及政治经济环境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地理组合,是学术界认可的同一社会经济区域。清末民初皮毛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民国时期马家军阀的专制统治分别是甘宁青近代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甘宁青皮毛贸易是西北皮毛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这里新兴的经济现象。皮毛贸易兴起、发展的四、五十年中曾一度使这里由荒僻险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长征落脚点。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分铜币简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二十世纪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它以耀州区照金镇为中心,横跨耀州区、旬邑、淳化、宜君等县(区),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3-4万.后来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初,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在陕北省财政部领导下设立陕北省苏维埃银行.财政部部长艾楚南兼任行长,行址在延川县永坪镇石油沟.银行下设货币印刷所和造币厂,印刷所负责印刷纸币、布币,所址在石油沟,负责人为张子贞.     

陕北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

陕北革命,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工作组,是在西北文化局及陕西省文教厅的领道下,由西北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文管会共同组织的。征集工作组的任务是:了解陕北各地文物情况,宣传文物政策和协助地方政府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并进行各种文物特别是革命之物的调查、征集工作。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据1882年中朝之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七条,中朝之间正式开设定期航线。此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产生了压倒性影响。具体而言,此航线不但使中国能够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华商在朝鲜市场扩大商权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此航线在朝鲜商人中产生影响甚微。其结果,定期航线使两国贸易进入不平等贸易时期。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红二十五军长征与陕北会师

红军长征迄今已整五十周年了。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流芳千古,启迪后人。红二十五军同其他红军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它的长征也是极其艰苦和曲折的。这支队伍,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起,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历尽艰难险阻,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一道,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北上,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征红军回师西渡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正>1936年初,在日军侵华、民族危难、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继续围剿红军的形势下,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下,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响应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做出“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的伟大决策。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胜利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扩红（征召新兵）8000余人,唤醒了民众,     

国家博物馆藏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探究

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1927年和1928年4-5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清涧和渭南、华县一带农民士兵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10月阎红彦、杨仲远领导的陕北支队同刘志丹等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合并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2-1934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先后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了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北、陕甘、关中三路游击队,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这次…     

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

皮毛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畜牧产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通商,在天津口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下,大量西北皮毛通过黄河水运汇集至包头后再通过平绥铁路运至天津出口美英等国,皮毛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量西北皮毛的出口也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业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但抗战爆发以后,西北皮毛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路线改为向西汇集兰州后再通过甘新公路或甘新大道运至猩猩峡出口苏联,使得苏联取代战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皮毛进口国,这也直接推动了战时中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战时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较战前出口运输路途艰险,加上战时出口市场萎缩等原因,造成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较战前减少。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的减少,迫使部分皮毛出口转内销,西北皮毛业从战前外向化开始转为战时内向化。西北皮毛内销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大后方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战时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新的动力因素。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贺晋年东北剿匪拔掉“四大旗杆”

正贺晋年,1910年出生于陕西省子长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参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参加过固守黄河防线、     

皮毛：清代北美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

北美皮毛对华商路的开拓者是英国人,美国随后介入。美、英皮毛输华量在1801年达到顶点;两相比较,早期,英国占有优势地位,略后,美国反超。中国人原先穿用皮种多为陆地动物,而北美输华的主要是海洋动物皮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一般的国际贸易多为资源性经营,但人类的过量捕杀势必造成珍贵动物资源濒于灭绝。这是18和19世纪之交的国际皮毛贸易由盛转衰留下的深刻教训。     

沉痛悼念滕飞同志

滕飞同志,原名王道元,1917年8月生,山东省定陶县人。1936年在山东省济宁县参加学潮,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寻找革命真理,于1938年8月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入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相继到陕北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