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836—1844年美国国会限制废奴主义言论的“钳口律”

19世纪30年代,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向联邦国会提交了大量要求废除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请愿书。废奴主义者所开展的包括"向国会请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言论自由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请愿书,联邦国会于1836年通过了禁止议员讨论这类请愿书的"钳口律"①。"钳口律"不仅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所规定的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自由权和请愿权。国会议员在有关"钳口律"的辩论中进一步认识到言论自由权和请愿权的重要性。     

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

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宪法》里是第35条、第41条。有人半开玩笑说,中国《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好,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克减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是消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41条是积极自由(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关键在于能否落实。     

试析1860～1861年美国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运动的社会基础

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运动是美国内战前夕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的过程中,白人奴隶主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非奴隶主白人在脱离联邦问题上则表现出地区性差异：在奴隶制不发达地区,非奴隶主白人的多数反对脱离联邦;在奴隶制发达地区,非奴隶主白人的多数则接受了脱离联邦的选择。造成这种地区性差异的原因,在于非奴隶主白人民众并不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行动,因此,在奴隶制发达地区,他们在政治上只能顺从奴隶主的领导,而在奴隶制不发达地区,他们就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     

调和与共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形成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在所有的美国宪法条文中行文奇特,模糊不清,从而给解读带来世纪难题.在"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归属上,就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解读方式:"公共权利说"和"个人权利说".事实上,第二修正案和其他修正案一样,也是谈判、妥协和利益平衡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是古典共和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的调和与共融;再者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相互调和与共融.     

论日本国会法的制定及其修改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在国民主权原理基础上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作为“国民代表”机关的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宪法第四十三条),“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同上,第六十六条三款)。日本明治宪法下的帝国议会,是在十九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的影响之下,     

制宪会议前后麦迪逊社会政治思想浅析

在美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联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和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领导者,被美国人誉为“宪法之父”,而且当他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一道为新宪法的批准发表一系列文章,成为著名的联邦党领导人之后,却迅速转变成为民主派的杰出代表人物,麦迪逊参与起草了后来国会批准为宪法1—10条修正案的《人权法案》,和托马斯·     

日本的立法机关与法律的公布

日本国宪法第４１条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就表明了国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享有国家的立法权。因为是国权的最高机关,才享有国家的立法权,而不是相反。 我国宪法第５７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８条紧接着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是为行文方便以两条规定,意义相同：首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次才是立法机关,立法权只是最高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２０来年…     

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吗?

《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发表了霍光汉、郭宁杕同志与刘祚昌同志商榷的文章:《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霍文”),文章认为,“林肯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笔者对这一论断有不同看法,借《世界历史》的“争鸣”一席地,与霍光汉、郭宁杕同志商榷。 先从霍文认定“林肯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的论据谈起。 霍文重要论据之一,是1837年3月林肯和丹·斯通在伊利诺斯州议会里提出的一份书面抗议。那一年,伊利诺斯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按照联邦宪法,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反对奴     

见证中国宪法的发展进程

<正>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此后,宪法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改:1975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82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迫在眉睫的危机》对内战前美国人言论自由权的影响

《迫在眉睫的危机》是美国内战前南方白人欣顿·赫尔泼写给南部"非奴隶所有者"白人的一本书。该书在北卡莱罗纳州引发了著名的"沃斯案",此案是内战前南部州法院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它还引起了1859—1860年联邦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激烈争论,造成了第36届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危机。围绕"沃斯案"以及议长竞选危机这些争论,民主党人认为言论是有限度的,反奴隶制言论不受南部州法律的保护;共和党人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权是南、北方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奴隶制和自由出现冲突时,应该选择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

记者:今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认真审议并高票通过了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案,实现了宪法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您能不能谈谈这次修宪的背景、过程、内容、意义,同时也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我国的四部宪法?     

美国历史上的州权

“州权”(States Rights),按字面解释就是州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法律根据就是于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均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之”。这简单的一句话,反映了宪法制订前后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 美国历史上的州权,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和发展过程     

论日本国会的立法程序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这说明作为立法权主体的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所以规定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具有两层意思,第一、表明立法这种国家作用由国会独占(日本称之为国会中心立法原则);第二,国会的立法作用与其他机关无任何关系(日本称之为单独立法原则)。作为国家作用的立法,又分为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种。所谓形式意义的立法,是     

对《刑法修正案》立法权主体的反思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是内容上的替代和形式上的同一关系,不同于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必然不同于单行刑法,而我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实际上也是有违宪法规定的,因此对其立法权主体错位的问题值得反思。     

公民权与政治权利的伸张与妥协——兼论美国第13～15条宪法修正案的相互关系

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依托影响力强大的政治力量与时代的主题,美国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利,通过第13~15条宪法修正案渐次得以伸张。但是,这一过程是在与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势力的强烈对抗与冲突中完成的,以一次次的政治妥协为结果,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背景和进步中的退步。     

论日本国会的活动及其原则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就明确了日本国会的性质、地位和立法的作用。日本国会首先是国权的最高机关,同时又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是国权最高机关的部分反映。日本国会是资产阶级的代议机关,是资产阶级实行政     

人权理论禁区是怎样突破的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终于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九个一字千金的大字庄严地写入了宪法.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时此刻,我作为一名关心中国人权发展进程,目睹、见证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打破中国人权禁区的过程的出版工作者,可以说是思绪千缕、感慨万端.     

1988 挫折

1988年开年第1天,中国最为庄严、北京最为神秘的天安门城楼向公众开放。一位政情观察人士说:中国社会日益平民化,大家都可以上去挥挥手。年初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     

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之前的历部宪法相比,这部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首次对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十条第一款)这一条款。对于这一规定,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给予高度关注,也没有认真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随着1987年以后城市土地逐步的"市     

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历史经验

1982年宪法既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又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照顾到了我国将来的发展,从而保证了宪法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982年宪法颁布后,虽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过四次局部修改(第一次是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是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是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是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