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族的皇家宗法与其皇位继承制度

本文论述满族皇家宗法的特点是严嫡庶之分、长幼之序,清初尤为明显,汗(皇)位传承及竞争只 在嫡出者之间进行,且有一个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转变过程,这与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汉族早 期王朝的情况相同,符合一般规律。清入关后,皇子之间嫡庶身份差别趋于缩小,在废嫡或无嫡的情况下皇位 传于庶出者,与两汉、唐、两宋、明等朝多庶出者继承皇位的状况也相同。     

明建文帝南逃与隐匿广西宝华山之谜

明建文帝朱允坟（1377－？），生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十二月初五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孙，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继承了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登基次年改元建文元年，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逊国，在位4年，史称“建文帝”。明朝无谥号，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追谥“恭惠闵皇帝”，故又称“明惠帝”。     

魏晋南北朝卿大夫“夫人”和“继室”的嫡庶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卿大夫的夫人是嫡妻,卿大夫的继室,一般是夫人的继任者,也是嫡妻。在礼法观念中,同时以二妻为嫡是存在争议的,继室为嫡也为礼法所不允。诸侯王立王妃和皇帝立皇后,都应立其为卿大夫时先娶的夫人,而且夫人的出身不应过于卑微,否则就是废嫡立庶,会遭致清议的贬抑。但南朝和北朝都没有法律规定卿大夫自娶的二妻孰嫡孰庶,也没有法律规定继室为庶,这种情况在北朝造成了二妻及其子女、先夫人与继室及其子女之间的多方面纷争。卿大夫的二妻为嫡、先夫人与继室都为嫡的现实,使诸妻在丈夫家内享有同等的待遇。     

因子得福的帝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它由我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大圣人周公所开创。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物,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接班人选择问题。这种现象的缘起是：由于君主特别钟爱某一个皇孙或王孙,而移爱于生下了“好圣孙”的皇子或王子,并坚决地选择了这位皇子或王子为储君,以便保证这些“好圣孙”能够在将来继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继承问题上多多少少沾了点儿子的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晋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清康雍朝宫廷内部矛盾与皇嗣制度改革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依据传统的立长立嫡原则,即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作为立嗣即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法定标准。由皇帝根据这一标准公开册立皇太子作为预定的皇位继承人。由于立嗣直接关系到各种政治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围绕立嗣问题,各种政治势力往往进行殊死角逐。特别是在先皇临终到新皇即位这一段新旧权力交替的时间内,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会产生激烈的斗争,甚至因此引起社会的动乱。各种政治势力无不把这段时间作为争夺帝位和控制新主及朝政的有利时机而进行明争暗斗,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次争嗣夺位的斗争。     

话说皇帝

所谓皇帝,《辞海》注释为“君主国的国家元首名称之一。世袭并终身任职,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王绾、李斯等根据三皇的名称,上尊号为秦皇。赢政自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为始皇帝。从此中国历代封建君主都是称皇帝。”我国自秦始皇始到清代终共有多少皇帝?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我国封建社会约有340个皇帝,其中统一天下的约有120个。皇位是怎样继承或替代的?大致可分同姓相继和异性相代两种。同姓相继是指皇位的继承世世代代只限于在同一始祖的父系后代中进行,即…     

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

日本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皇统谱所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它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二是等级身份秩序,它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三是神化,它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由这三大要素造就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类图腾,天皇制也因之而成为日本政治制度的典型标志。     

高句丽“加爵”与“食邑”考

<三国史记>所载"加爵",是指破格授予平民或五部低级官员以部长即大加的身份,以便其拥有出任高句丽中央官的资格.所谓赐"食邑",是将尚未得到开发的王室所有的山林和荒野赐给立有军功的人,作为他们的猎场.在高句丽早期并不存在封爵和食邑制度.     

古代海外华人的“超国民”待遇

古代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境遇怎样,是像近代那样寄人篱下、饱受欺凌,还是真的拥有与“天朝上邦”相称的地位呢？我在元代的《岛爽志略》中看到一些记载,说在舆腊等地（今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当地人杀中田人需偿命,而中圈人若杀了当地人,则只需要罚金抵罪,“国人……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从这种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只要凭他的天朝冠服,就能享有法律上、地位上的特权,放在今天,恐怕也就只有传说中的“美国护照”可以实现了。     

再议唐“十王宅制”

“十王宅制”的施行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的一个分水岭。从太宗朝始,近支宗室基本遵循赐宅、开府与就藩为主要标志的出阁制度,这不仅宣示诸王脱离宫廷生活后自立,也是他们承担宗室责任、屏藩王朝的开始。玄宗创建“十王宅制”后,以聚居、虚开府和遥领为主要标志的不出阁制,成为近支宗室管理制度的主流。“十王宅制”阻隔了玄宗子孙后代与外界的联系,使之丧失了自卫和卫国的能力,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地位、婚姻、教育、生活,乃至引发皇位继承、国家治理方面的连锁变动。这一制度固然是玄宗扩充皇权后的产物,也是宗室这一特殊群体与国家体制无法相融的表现。     

浅析宋真宗崇道的原因

道教自汉代诞生并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之一,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北宋是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北宋统治者对道教基本上采取崇奉、扶植的政策,在真宗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崇道的热潮。本文主要从家庭文化的熏陶、合法继承皇位受益于道教、大臣王钦若的推动以及宣扬赵宋政权正统性四个方面来探讨宋真宗崇道的原因。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略论“高煦之叛”——明代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高煦之叛”是指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于1425年发动的企图争夺皇位的武装叛乱,这是明代继“靖难之役”后出现的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这次叛乱为宣宗朱瞻基所平定。洪武时期就有人看出了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而凭借藩王军事力量夺得皇位的朱棣,自然深知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因此,他在即位后实际上是继承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不过要了个“欲取先予”的手腕:登基后首先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诸藩,表明自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人。其实这不过是朱棣笼络宗藩的权宜之计,不久,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契居蕃”考

以往说汤都者皆以“汤居亳”为据,笔者认为“汤居亳”并不是灭夏以后建立都城,而是“从先王居”回到了商民族的发祥地,即先祖契所居之蕃,蕃即亳。蕃与葛为邻。蕃即博水,葛即葛城,均在冀中今保定辖区。古博水从望都发源,东至高阳入黄河;葛城即今安新县安州镇,汉时属高阳,古文献习惯以“高阳葛城”称之。     

从仲爯父簋铭看周代宗法

仲爯父簋器铭“南申伯大宰仲爯父”之“伯”表示仲爯父的宗子身份,此处“伯”意即族长,与排行仲并不矛盾。周代“伯”具有族长、嫡长子两重含义,仲爯父簋铭表明,周代金文中称“伯”的宗子,其行第未必一定是嫡长,而行第不是“伯”的贵族,未必一定是小宗。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当时没有被严格执行。     

青海都兰出土“广纳戍印”及相关问题考证

青海新出铜印“广纳戍印”可能出土于青海都兰北朝—隋时期墓葬。广纳当为南朝广纳县，故地在今四川省通江县附近。“戍”是北魏统一北方后为保卫边防而置于关隘的军事机构，广纳戍在广纳县境内。“广纳戍印”是南朝齐国印章，在青海发现当为传入品，传入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南齐时期（490年或更早），即吐谷浑国第十二代王拾寅、十三代王易度侯或十四代王伏连筹在位期间。“广纳戍印”对研究南朝与吐谷浑的使节交往和交通提供了实物证据。     

古代帝陵中的“合葬”“祔葬”与“陪葬”

“合葬”“祔葬”与“陪葬”是帝王陵墓葬制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后妃、宗室以及功臣等人员同帝王的从属关系，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格局、丧葬礼制的重要反映。“合葬”始终是帝后同葬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和礼仪秩序的根本；“祔葬”和“陪葬”因时代不同而内涵有所差异，整体反映了从先秦时期“天下国家”向汉代以后“家国同构”的转化。     

圣王、高士与神仙：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与意义

至迟在南朝萧齐时期,形成了陵墓拼砌砖画的完整形制,并且至少在萧梁时得到沿用。墓壁后部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周围,借这些“不宾之士”,强调帝王“明王圣主”的品质和追求,是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反映。墓壁其他部分为由龙虎引导的上层“天人”和下层仪仗出行的组合,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墓主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由于墓室空间的限制,这一部分被挤压而显得布局奇特。透过对南北朝陵墓和墓葬图像的对比观察,或许有助于墓葬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     

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

南朝官制继承晋制而有所变革 ,在禁卫武官制度中 ,直将军是南朝初年产生而又在南北朝及隋代延续一个半世纪的一项颇具特色的制度。正史官志中仅有梁代朱衣直将军品级的一条记载 ,本文全面钩稽南朝诸史纪传及《资治通鉴》有关记载 ,对南朝直将军的出现及定型 ,直将军的地位与职掌 ,直将军与南朝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 :宋孝武帝初年以中下级禁卫武官“直”之制 ,到宋齐之际定型为专职禁卫武官直将军 ,其地位相当于四、五品左右 ,其职掌为入直省、侍卫君主 ,属君主最亲近的禁卫武官之列 ,直将军对南朝政治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