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盛国”——渤海国

该文通过族的兴起,渤海国的建立,以及渤海国历史上管理者的"开疆拓土"、文武治理,揭示"海东盛国"美誉之进程,并进而阐释"海东盛国"的历史作用,使读者对海东盛国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和全新的认识。并通过诸如渤海国的物产,特殊的地理环境、交通路线以及民俗文化等重要历史元素的阐述,丰富了黑龙江省历史文化内涵,为推进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张掖“黑水国”古绿洲沙漠化之调查研究

张掖“黑水国”古绿洲 ,遗存十分丰富 ,有北古城、南古城两座较大城址和周围 7座较小城堡 ,有史前文化遗址、汉代建筑遗迹、古寺院遗址和民居遗址 ,有成片的古墓群、古耕地渠道遗迹等。作者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 ,对其历史面貌及其沙漠化发生的时代和原因作了细致的探讨     

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

“一家两国”和“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一国两制”也是个现实问题。“一家两国”是封建割据的产物,就民族政权发展的层次来说,“一家两国”又是统一的中国以前的产物。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和今天实行的“一国两制”有本质的区别,不     

神秘的渤海国——“渤海国”上京城社会风貌的缩影

在世人的印象中,天苍苍野茫茫的黑土地,在遥远的年代是荒无人烟的,事实上,早在4000年以前,黑土地上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000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渤海国"的政权。尤其是唐朝在公元913年册封的渤海王国的建立,更使得这广袤而神秘的黑土地溢满了生机和活力。历史早已证实,北大荒并不荒凉。     

“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

新见的一件楚王所作嫁女儿的媵器青铜鼎,器主名隓仲嬭加,表明夫家是隓。隓国即汉东之随国,随仲嬭加鼎的发现,证明曾即是曾,随即是随,并非一国二名。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130年前的“国退民进”

按照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所有权虚位的国营——官营企业,其激励、约束机制的效果必然较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彰,生产效率必然逊于民营企业,日本在130多年前,就已经明辨了此中利弊。     

曹议金节度使位继承权之争——以“国太夫人”、“尚书”称号为中心

S.5957、S.663文书中的"国太"夫人是曹议金时期的索氏夫人,即曹议金第一夫人。曹元德的生母是"国太夫人"索氏,而非甘州天公主。曹议金时期,曹元德与天公主生子"尚书"围绕节度使继承权展开争夺,最终,天公主生子"尚书"等在政治斗争中被清洗。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新认识

自汉之后,学者对《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文字的含义颇多歧见与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东汉经学家郑司农辑录、郑玄注释的严重错误所导致。汉武帝时少府考工官依据西周遗文编选而成的《考工记》,约在两汉之交散佚。郑司农把《考工记》佚文及不属于《考工记》的“营国”佚文合并增入《周礼》后,“营国”制度受到郑玄等历代学者的错误解读。“营国”的对象不是郑玄所指的周王城,而是指西周时代的诸侯大国。“國”字是西周中期分封制度定型时创制并用作诸侯国专称的。“建国”的含义等同于“封国”,“营国”即指在分封的诸侯国内进行城郭、食邑等营造活动。城“方九里、旁三门”的含义不是指方形城的边长九里、每边三门,而是指城墙的周长九里、城门三张。“九里之城”与“百里之国”“三里之宫”结合,构成西周时期诸侯大国地域、都城、宫殿三层次的礼制格局和尺度。西周王城的周长为“方十二里”。“营国”制度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周王城规划,而是西周王朝为诸侯大国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可称之为“周诸侯国规划模式”。这种规划模式的思想与原则,能够反映西周时代中国国土空间规划设计所达到的科学与艺术高度。东汉之后,已经异化的“营国”思想,对北魏洛阳、隋唐长安与...     

试论“彩陶王”的文化内涵

出土于甘肃临夏的“彩陶王”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典型代表,陶器图案异常精美,线条匀实,纹理繁复,构图精细,纹样波浪起伏,涡旋流动,传达出极其波澜壮阔的美观效果,表达了先民们对水的敬畏、歌颂和崇拜,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艺术的追求,也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     

雷震：台湾“宪政”殉道者的家国情怀

雷震这个人,实在是一位值得追念的历史人物。在大陆,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台湾,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将时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的雷震逮捕入狱,成为台湾战后历史上最隐讳不堪的一页。42年后,2002年,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雷震家人的多次陈情和呼吁,自1949年以来台湾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终获彻底平反昭雪。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中国空军的试飞事业

中国空军的试飞事业是伴随着国家航空工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而成长起来的。1952年3月,为满足抗美援朝作战需要,人民空军组建空军试飞组。从此,这支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70多年来,空军试飞员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代代接力,成功试飞了160多种型号、两万余架次国产飞机,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1200多项。与这项伟大事业共同诞生的,还有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和一架架国之重器。     

饱濡铅泪记桑田——陈寅恪与胡适眼中的“台湾民主国”

随着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与台湾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台湾民主国的著作越来越多.较有代表性的有黄秀正的《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黄昭堂的《台湾民主国之研究》(台湾现代学术研究会1993年版)等,但是这些多为港台学者的著作;大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相对较少,其中主要的有桑兵的《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等,而且许多仍然停留在史实陈述层面和历史评价上,真正深入地研究尚待展开.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试论“四王”笔下的“借色”现象北大核心CSSCI

黄公望、倪瓒等南宗大家在通常的认知中以淡见长。但在“四王”仿南宗名家的大量作品中,有不少设色之作,甚至青绿重设色。这种结合看似是“南北宗论”中审美矛盾两极的结合体。作者对这一现象尝试用王原祁的“借色”理论来切入,分析“四王”乃至清初画家群体更大范围的“借色”现象,并进而对其进行阐释。     

“屈之愈弓 势之愈劲”——试论太行“韧”的抗战精神

六十多年前,中华民族被迫进行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军民把古已有之的抗击外御、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韧”的精神重新得以唤醒、发扬光大,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本文以太行山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主体,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从太行人民“韧”的抗战精神的唤醒、展示和升华、伟大胜利三大部分,一步步揭示太行山军民通过抗日战争显示出来的“屈之愈弓,势之愈劲”的伟大太行精神。     

试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上限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上限,学术界有河姆渡时期、先秦、秦汉、中唐四种说法。作者通过对造船航海技术、丝绸生产状况、现存文化遗产和遗物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其上限应在东汉晚期至东吴赤乌时代。     

“战争之王”布特仅次于本·拉丹的危险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在南美、非洲及中东的所有流血冲突中,冲突双方都向布特求购武器,他也由此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 有徙晋阳, 及为天子, 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 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 其放射性碳素年代 (距今4200—4400年之间) 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 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 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