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

本文讨论庆元党禁与晚宋儒学派系整合的关系。庆元党禁主要是政治上的派系斗争的产物 ,与此前的儒学思想论争并无直接的关系 ,这种性质 ,决定了党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仕途罢黜 ,而不是学术思想上的封杀与清算。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 ,滋生出了严重的仕风腐化 ,反而促成此后的政治平反与儒学发展。由于党禁及其政治变化 ,使得浙学直接受累 ,从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现场中出局。朱学与陆学在解禁以后 ,虽然同样得益于政治的助力而发展 ,但由于各自此前学术资源与此后学术努力的不同 ,朱学盛而陆学衰。浙学与陆学在被朱学消化的过程中 ,双双从晚宋儒学中消退。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浅论 “大学之道”

一、问题的提出《大学》原是《小戴札记》中的一篇,后为宋人朱熹抽出,重新加以整理,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且被列为“四书”之首。朱熹认为汉代人所传的《大学》,章句上有错简,他便另行考订,将《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大学》之“经”为孔子之言。因此,今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为戴圣所传,一种为朱熹所订。这两个本子除在文字排列方式上有较大不同之外,内容基本相同。《大学》开首第一段（即朱熹所谓的“经”）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明代前期的朱学统治与学术史研究的朱学特色

每一时代的学术史研究总是受到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制约,因此,它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印记。明代前期的学术史研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它的鲜明的朱学特色正是反映了当时朱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现实。本文试就这个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一、朱学统治的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朱学被立为官学,朱学传注被指定为科场考试的经典依据和士子进身必修的科试定本。朱学影响遂遍及国中。据史书记载:明初学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他们“师承有目,矩矱秩然”(《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朱     

论朱衡《道南源委》的学术史特色

明代理学,自中期王学兴起以来,其学风为之一变,由原来尊信朱学转向崇尚工学。清初学者顾炎武在谈到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情况时,指出;“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他所说的“风会之变”,就是指当时思想界“厌常喜新”的学术风气;而他所说的“常”和“新”,实际上是指两种理学思想。所谓“新”,是指王守仁“唱其新说”之“新”,即王守仁的心学;所谓“常”,是指与王学相对立的朱学。因     

吕祖谦与《宋文鉴》

吕祖谦与《宋文鉴》陈广胜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是南宋著名的学者,在宋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与朱熹、张合称＂东南三贤＂,其学术亦即吕学,在南宋乾道、淳照之际（１１６５－１１８９）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并列为全国三大学派。吕祖谦家学渊源深...     

“文章甲天下 冠盖满京华”——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安徽省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李昌志桐城是安徽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县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故乡。其地历史悠久,文风昌盛,鸿儒荟萃,著述浩繁,而且影响深远...     

《祁连县志》编纂得失评述

《祁连县志》编纂得失评述青海省地方志编委会徐锦华《祁连县志》是“盛世修志”累累硕果中的一枝新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朵奇葩。综观全志，是一部指导思想正确、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文风端正、地方特色浓郁、融资料性、科学性和著述性...     

略论朱长文《易经解》对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

朱熹《周易本义》是最著名的解《易》著作。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是其学术渊源,众说纷纭;二是《周易本义》之《贲·彖传本义》有云:“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此“先儒”为何人,是一桩千古公案。经比对研究可知,“先儒”乃朱熹五世族祖、北宋著名学者朱长文,《周易本义》的直接渊源是朱长文著《易经解》。     

关於朱熹《答陈齐仲（书）》

《答陈齐仲（书）》长期以来被引用,都作为朱熹反对研究草木器用等客观事物之证,其实,这是误解。如将此书与朱熹稍早所写的《吕氏〈大学〉解》并观,便知它们全是在抨击佛教所主面对草木器用等,通过内心冥思苦想,以求“忽然悬悟（顿悟）”之说,而坚持格物致知,即认为对“眼前”万物之研究,虽分先後缓急,然全都必须有一逐渐积累过程,方能“一旦豁然贯通”,求得其“理”。     

朱熹的注释和辨伪

朱熹(1130-1200年)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使理学的系统达到顶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朱熹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典籍注释占了相当的比例,因为这是他阐发自己思想主张的一个重要途径。一、《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本不并行,《论语》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在《六艺略》     

因书读别字贬官

古人文风至严,因一字之书写读音之误而贬官乃至殃及他人者均不乏例在。 《旧唐书·严挺之传》载:侍郎萧炅将《礼记》“蒸尝伏腊”之“腊”误读为“猎”,挺之上奏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遂贬萧炅为岐州刺史。 《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载:     

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

《道命录》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晚年的著作,成书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道命录》从历史角度,采用编纂文件与注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从而说明宋代一百四十年间道学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为我们研究宋代党禁,程颐、朱熹生平,乃至李心传的政治思想,提供翔实的资料。 《道命录》成书以后,由南宋新安朱申,于理宗淳祜十一年（1251）刻于九江。（朱申《道命录》序）据《宋史·本传》载,该书为五卷,而收录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则为十卷。《四库全书》载内廷藏本也为十卷,与《本传》所载不合。 《四库提要》据内廷藏本,元至顺癸     

郭店儒家简中的“圣”与“圣人”的观念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的简书包括儒道二家的著述。其中儒家简经整理者编次,分别命名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或称《求己》或称《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以及《语丛》一至四[1]。据学者研究,这批儒家著述主要是孔门后学的作品,属于子思、孟子一系[2]。在这批儒家简书中,“圣”字凡62见,或单称“圣”,或称“圣人”,或“圣智”连称,或“圣道”连称,可见“圣”与“圣人”是早期儒家的重要观念。今试分疏如下,切望方家指教。…     

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

《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的注释,其中贯穿着他的“劝善惩恶”的诗教观,而其劝善惩恶之对象尤其针对女性。通过他在《诗集传》中对妇女的或褒或刺,朱熹阐明了他的妇女观:女性美的评判标准在于有德、重理、务家;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妇女应遵从的道德规范是贞静纯一、不嫉妒、守礼守节。这些观念与他所倡导的“明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薛应是明代重要的史家,撰有大量史著,同时他又是重要的理学家,是南中王学的健者。薛氏理学特点是出入于朱、陆之间,在师承上属王学中的“工夫派”,这些都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在经史关系上,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受王学“工夫派”和朱学观点影响,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于史学则在肯定史学的借鉴意义,努力探讨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之不坏”的作用。     

《文献通考·经籍考》摘瑕

我国典制史巨匠马端临在宋末元初撰就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开辑录体解题目录之局,颇有资格赢得五顶桂冠——书目帜垒、学术门户、考据玉府、校勘他山,辑佚渊薮。但草创者难为功,势必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对此,本文试作初探如下: 定类例综录群籍,以考历代著述之胜概,这是《经籍考》所确定的编撰义例之一。为此,马氏努力贯彻自家提出的“节目明备说”,遥承近袭,因中求革,锐意于类目的增设、组合、离析及更移,构筑了四部五十五目的分类体系。与此同时,致力于编次上的调配、改隶和缀附,究心于互著法的自觉运用。经过这番厝置,四千多种“存于近世而可考”的文化典籍遂绳贯珠联,缩聚一编,不仅使自古迄宋华夏著述之大观得以概见,也使封建学术的横向分支和立体格局突兀而立,无怪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特向诸生指点说:“《文献通考》中《经籍考》,虽非专书,尤为纲领。” 尤为纲领的《经籍考》,在类例区定及落实上,并非尽善尽美。一是著录有明显的遗漏现象。如宋敏求《唐大诏令集》、龚明之《中吴纪闻》、朱熹《伊洛渊源录》、陈揆《文则》,即失载。 二是存在徒事更张的情况。《新唐书·艺文志》首立诏令一门,原本附于起居注。马氏认为:“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后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     

陈傅良《止斋文集》的留传与价值

笔者于1984年开始校点陈傅良《止斋文集》,1986年完成,校点中曾得到杭州大学徐规教授的帮助,为浙江省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陈傅良,字君举,南宋两浙东路温州瑞安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终年67岁.历官湖南桂阳知军,吏部郎中、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职.“伪学”党禁期间,被人参劾,罪名是“庇护辛弃疾,依託朱熹”,因而罢官归里.回家后,“屏居杜门,一意韬晦,榜所居室曰止斋”,学者称为止斋先生.     

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

《四库全书》馆臣据朱熹致赵师渊八封书信，认为《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托门人赵师渊所撰。首先发现“八书”的是宋末王柏。据《朱子大全》及《朱子语类》等，可以证明所谓的“八书”包括“纲目凡例”是伪作。朱熹亲自撰《纲目》初稿，并作过修改，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修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