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源流杂议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就有不同说法,至今八十多年来,仍是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分岐较大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一直不能取得较为一致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和团组织本身留下的有关文字资料太少。本文根据有限史料就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谈些杂乱的不成熟看法,向同行们请教。     

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述评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进行,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运用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各种史料进行深入剖析,已在合作医疗制度的性质、特点、兴衰、主体行为及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等层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及时梳理与评析,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

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中国边疆学成熟的标志以及显性的必要条件。历史上,边疆在中国文明的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文献史料以及多角度的理论探讨。近30年,围绕边界、治理、安全以及利益等问题形成了系列话语,并突显了传统与现实交织的困惑以及与周边邻国的话语体系交叉的困扰等特点。建构符合中国边疆历史,服务于中国边疆现实的话语体系,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工作。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若干问题评析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上,由于对继承与创新的不同侧重,学界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创造的"还是21世纪"理解的"之间的分野;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学界形成了二者是本质同一,还是整体与部分、整体与主体等三种不同关系的论争;在中国应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学界提出了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逻辑和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等五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被称为“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这一重要命题的研究有两个原点：一是费正清等人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二是西峙定生提出“东亚世界”理论。之后这一问题受到广泛重视,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阐释框架。但是学界对朝贡体系的基础是什么,朝贡体系是真实的抑或虚幻的,宋代以后朝贡体系的变革如何展开等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导致这些分歧的原因既有立足于不同时段和区域的时空错位的对话,也有缺乏双向视角考察而形成的局限,还有宋代以后断代和区域研究的不足。因此对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总结,以推进这一问题研究十分必要。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学习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历史运动中的重大问题。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是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第一个层次,从史学遗产研究中揭示或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秉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让史事研究为既定理论所奴役的学术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是这部学术论著最鲜明的特色。在当代新史学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该著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的流风,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学术建构,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大核心CSSCI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秉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让史事研究为既定理论所奴役的学术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是这部学术论著最鲜明的特色。在当代新史学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该著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的流风,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学术建构,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论文献史料的特质

文献史料是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史料,也是历史认识的基础之一。它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被赋予了认识主体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献史料不断解构与建构,文献史料及其记载的历史本体的内容也具有了重构的特质。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文献史料则扮演着历史本体和认识主体以外的第三者的角色——中介客体,这与上述特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文献史料的本质特征。     

话语、视角与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针对近年来中外学界有关朝贡体制或东亚秩序的研究,本文从话语体系、视角与方法等层面探讨朝贡体制之虚实,进而指出明清两朝朝贡体制之异同。认为不仅朝贡体制所本的话语体系有虚实之分,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并因时移势异而发生虚实转化。若一味用"朝贡即服从,条约即平等"的近代西方话语逻辑解读曾经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极易导致历史影像的模糊与失真。     

刘进宝著《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评介

在国际显学敦煌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中，唐宋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一归义军政权——经济史研究历来颇受唐史学界和敦煌学界重视，但由于该课题涉及面广、史料（特别是敦煌文书中保存的相关资料）爬梳不易等原因，以往学者们刊发的研究成果多为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研究论文，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时间”:以近代为例

自经济地理学学科诞生以来,其核心议题即从不同的尺度上理解空间经济现象。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当然包括"时间"这一尺度。故而,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中,关注历时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①,但在现代经济地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时间"则被放在相对忽视的位序。随着中国经济地理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界也在不断反思该如何客观评价历史在经济景观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景观将出现的演变;历史因素在经济地理演化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二十世纪世界史的若干思考

一、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什么是世界历史?历来编著世界史的学者的共识是: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的体系都是按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这种体系未能综览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按照这种体系写出的世界史只能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的汇编,它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著作。因此,改变世界史学科中的旧体系,将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改变为综览世界全局、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就成为世界史学科的当务之急。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读后

南京大屠杀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绕不开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范围里,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对事件本身（不仅是如何评判,甚至就是否发生）存在纷繁歧异的认知,十分罕见。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反驳日本右翼的谬论,中国学者,尤其是大屠杀发生地南京的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新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①（以下简称《研究》）上下两册即为南京大学张生教授及其弟子们近期研究成果的展现。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历史的开显与阐释

从对历史是什么、历史何以可能的不同回答以及其中内含的思维与哲学上的差异来看,学术史上实际存在着四种历史研究及其反思形态:自然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法自然"的历史意识,因为人和语言均属于天然世界的一部分,故历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记事行为,历史的真实源出于它的天然性,它是不必证明的自然之真;客观科学主义的历史论视历史为客观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它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重新恢复历史的"自然"真实性与可靠性,但其真实性实乃源出于一种二元论的理性观念设定,其所能指向的只是一种逻辑化的世界和历史;存在主义哲学及其解释学的历史观则追问历史何以可能,为一切史学奠定了存在的根基,敞明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和真理,并倡导一种非实体(本体)、非二元论的哲学思维范式;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上的建构,历史是一种话语和权力游戏,把客观科学主义的历史论正好颠倒了过来。     

再论瓦罕疆域与清末帕米尔国界——答复《18—19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

依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结果,再次确认19世纪瓦罕国的疆域,回应学界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瓦罕国主体部分位于喷赤河两岸,并不等同于现在阿富汗的瓦罕行政区。现代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精确复原”离不开文字、地图等纸面史料,更要重视实地考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