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部选”与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改革

晚清以来,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大,原有的部选与外补并存的州县官选官结构受到冲击。新政开始后,清廷不得不停止部选,将州县官的选任权交给督抚。但由于停部选涉及吏部与督抚的权力,带来二者的利益冲突,从而使这一改革表现出新制与旧制纠葛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问题。"停部选"实际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过渡的过程,并没有完成。     

唐代吏部科目选

唐代吏部铨选中有“常选”和“科目选”二种类型。所谓常选,就是进士等举人及第获出身后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获职事官;已有官者罢官满选后也必须赴吏部考试始能继续作官。这种考试常年举行(一般是年年举行,例外时三年一次),所以叫吏部常选。而科目选则不同。科目选依科目而定,唐初并未设置,它在选人对象、得官优劣等方面与常选均不相同。鉴于专门论述科目选的文章不多,故本文拟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陆陇其选官浅论

清初名臣陆陇其在选官用人方面主张鼓舞之道和变通选举,他提出的清理仕途,严格考察,辟召以及停止捐纳保举的疏通选政方法与清代传统选官制度相比,有一定的灵活性与优越性,这些选官与选政方法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正一、举人大挑之缘起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縯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     

清末丙午改制中吏部存废的论争与吏部尚书的作为

吏部是清代中央人事管理部门,与明代比权力下降较大,运行中受到多方牵制且尚书兼差过多,无暇部务。丙午改制中,因与宪政要求冲突,吏部裁留成为论争焦点。基于自身利益和本位主义,改裁双方斗争激烈。陆润庠等吏部尚书为使吏部能够见纳于宪政,在体制内进行技术性改革。在机构改革与权力调整不同步的情势下,吏部最终被裁,其职权并入内阁。     

清代烟瘴缺的制度发展与时空演进

清代,因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治理需求,创制烟瘴缺制度,逐渐形成“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并遵循“人地相宜”的宗旨选任官员赴任烟瘴缺。烟瘴缺主要在水土恶劣的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深化过程中,针对各区域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分布特征。广西呈现二元治理格局,烟瘴缺的设置与分布是治理一体化进程的前序与基础;云南烟瘴缺呈“沿边”分布态势,是中央行政力向边疆推进的保障;广东琼州府烟瘴缺为梯度分布,是国家治理顺应海岛特殊自然环境的表现。烟瘴缺的创设,从职官角度保障了边疆烟瘴地区治理体系建立,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乡谊——官场最大的圈子

中国官场,可以缺明主,可以缺贤士,但从来就不缺圈子。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将中国官场形形色色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彻：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江陵发现一件春秋带铭夔纹戈

1979年夏,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购到江陵县拣选的一件青铜戈。戈援长16、胡长12.1、内长3.4、内宽7.5厘米,刃部略有小缺。胡有三穿,内两面铸有相同的夔纹。阴铸铭文(?)三字。前两字识为(朱朱),后一字识为中(仲)。《金文编》有邾字不从邑,以三朱组合写作(?);(?)为二朱组合,亦当为邾。两周金文一字多种异体的不少。     

英和及其所受家塾教育

英和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仕途虽时有沉浮,但总体来说在晚年获罪前较受恩遇。英和是清代旗人中通过家塾教育成才的典范。他6岁人家塾读书,23岁考中进士,前后在塾学习17年之久。其塾师中,进士与举人出身者约占85％。良好的家塾教育为他考中进士并步入仕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

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对政区进行分等,并依据各府厅州县所占字数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将其选任权力交予地方督抚与吏部。通过对"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予以制度梳理、量化统计、GIS分析,可以看到清朝如何将千差万别的地理状况按照"冲繁疲难"四字予以标准化,作为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位置、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调配有限的官僚资源,包括在大一统体制下有意擢升边疆地区的级别以吸引行政能力更强的官员前往赴任。本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追踪,进一步探究了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为理解当代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提供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     

清代名臣孙嘉淦和他的《三习──弊疏》

康、雍、乾三朝为臣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他聪颖好学,性格顽强。康熙五十二年,他连登科第,春闱得中举人,秋闱又中了进士,改庶吉士,从此步入了仕途。他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在改革太学、审理冤狱、取消酒禁、治理永定河以及抚治苗民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建树。他居官四十余年,为清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代学者郭象升认为：“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也。”“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     

如何看待司马光贬斥“初唐四杰”

正《资治通鉴》所记裴行俭论"初唐四杰"浮躁浅露一事,历来颇受质疑。因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没有事实依据。故事里说,裴行俭担任吏部侍郎主持选官期间,对另外一位吏部侍郎李敬玄推重"皆以文章有盛名"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颇不以为然,判断他们仕途不顺,甚至不得善终,而当时名声不显的王勮、苏味道却能够做到吏部主官。裴行俭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     

詹景凤和他的草书《千字文》

詹景凤,生于明嘉靖朝(生年不详),卒于万历壬寅年(1602年),字东图,号遐梦庵、白岳山人,安徽休宁流塘人。隆庆元年丁卯举人,曾出任南丰教谕、南翰林院孔目、南吏部司务和广西平乐府通判等小官吏,仕途颇不顺意。但他在诗、文、书、画、鉴古等方面均有深邃的造诣。著有《西游稿》、《詹氏性理小辩》、《画苑补益》、《书苑补益》、《东图玄览》、《六纬撷华》等。詹氏的书法师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不仅继承王氏的书法风度和笔韵气势,更继承了王家刻苦勤练的遗风。他先是下了一段较长时间集古人字形的功夫,严守王氏的     

《〈大唐故吏部常选柳府君墓志铭并序〉浅析》一文辩正

《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大唐故吏部常选柳府君墓志铭并序〉浅析》一文,谈到“墓主人身世与职官”时,认为墓主柳若丝的“官职”:“按唐制,五品官之母与妻为县君。柳妻梅氏封县君夫人,是知柳官居五品。据此推论,吏部常选似为吏部掌选补流外官之吏部郎中。”这个“推论”,十分靠不住。据查《新唐书·选举志》、《旧唐书·职官志》,吏部常选本义如下:“取士之科……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具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凡选     

清代淮安阮氏的崛起与贡献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安府署东侧．曾经住着一户闻名遐迩的人家——山阳阮氏。阮氏一门在清代出了四个进士、三个举人,这在全国都是令人艳羡的奇迹。他们能诗善文．凭着横溢的才华迈进国家权力核心机构军机处、户部、吏部、刑部、翰林院及各级地方政府。他们著书立说,有人成为帝王赏识的贤臣．有人成为帝王亲密的诗友,有人为故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还有人为建立新社会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为淮安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十字上消失的明代贡院

贡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跳龙门之处,考好了就是举人,既可上京会试,金榜题名,也可踏入仕途,光耀门庭。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充满读书人的希望,追求和向往。大十字广场的中西部是老贵阳的贡院所在地,即科举时代贵州举行乡试的地方。贵州建省前,无权开科乡试,考举人要远道去四川应试。贵州建省后,亦未设立乡试,贵州生员改为就试湖广,后又改到云南考试。由于贵州生员赴邻省考试山高路远,极为不便,嘉靖九年(1530年),在京任户科给事中的贵州思南人田秋,向朝廷上奏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