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后期行省官制考

金朝后期设置的行省,由其最高长官行省事开府置官。行省机构职官有行政机构左右司职官、军事职官、监察御史等。行省事通常需要具有中央尚书省宰执身份,其职掌包括军事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两方面,体现出行省官制极强的军政合一性。其中行省行政机构的设置,为行省最终转化为地方统治机构奠定了基础。     

《遗山文集》与金朝党狱研究

元好问《遗山文集》中的碑志文涉及金朝的三次党狱,其中关于田瑴党狱的细节,当时人对田瑴党狱发生原因的看法,贞祐党狱发生的原因、细节和涉案人员的记载,可补《金史》记载之不足,将其与相关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可厘清皇统党狱和贞祐党狱的前因后果。然元好问出于对赵秉文的私人感情,对明昌党狱仅是简略涉及。金朝三次党狱的对象都是汉官,这不仅使金朝政府失去了数位学识渊博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延缓甚至丧失了部分汉族文人对金政权的认同。     

金代监察制度探析

本文从金朝官制的整体变化与女真封建君主集权确立的过程中探讨了金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运作机制与民族特点。金代监察机构名称始见于太宗天会年间 ,但有名无实。实际产生于熙宗封建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天眷官制” ,初期形同虚设 ,海陵王加强君主集权 ,监察制度才真正发挥作用 ,章宗时最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察体系。加强君主专制 ,维护集权政治 ;整肃吏治 ,弹纠官邪 ;审决冤狱 ,平反昭雪是金代监察制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的特征 ,表现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特点和金代一省制度下监察机构的发展趋势     

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

金朝中央官制,是经由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次改革之后,逐步确立、完备起来的。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与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研究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对了解金朝初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少数民族汉化、封建化的过程,能够有所帮助。一、金初中央官制及其改革的原因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最主要部分的政治制度(国体和政体),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金朝中央官制由最初的勃极烈制改为汉官制,其基本的原因,是适应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和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需要而出现的。这种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汉官制的改革首先是在汉人地区进行,最后才推行全国。汉官制的改革只表     

金前期军政合一机构都元帅府职能探析

金朝前期都元帅府是金宋战争和金朝对中原封建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统治的产物,形成了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的过渡时期官制的特质,成为中央国论勃极烈制度与中原封建地方制度之间的统辖机构,具有军事决策与最高军事统帅、自行签军、任免各级军官、中原地区最高行政统辖、选授迁黜中原各级地方官吏和科举取士、为朝廷监督与节制刘豫政权等军事与政治诸方面的职能。它在理顺女真奴隶制国家对汉人封建地区的统治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封建制改革完成后,都元帅府的政治职能日趋减少。     

萧裕叛臣身份探析

《金史》列佞臣、逆臣、叛臣三传,佞臣因幸擅权,逆臣弑杀君主,叛臣为反对金朝统治之人。萧裕一生曾谋划皇统政变、实施反金复辽活动,终因谋反罪被诛,就其行为而言,当划归叛臣行列。     

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评介

近二三十年间,有关中国古代官制的工具书已出版了不少。如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张政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辞典》、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日本的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美国斯坦佛大学出版的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China等,初步统计有近十种之多,为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官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官制辞典大多是对历代正式官司、官名的解释,对大量存在于文献典籍中的职官别名却很少涉及,而这些职官别名的数量之多并不亚于正式官司、官名,这就…     

汉代廷尉考述

廷尉是汉代掌管刑狱的最高职官。其主要职掌有决狱 ,包括行政和军政系统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吏 ,宗室犯罪 ,及谋反等重罪 ;部分法令的制订 ;决天下疑狱等。但在皇权至上的政治格局下 ,廷尉的权力受到其他职官的制衡。作为司法官员 ,廷尉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法律素质 ,西汉武帝之后 ,这一职官也要有相应的经学修养 ,这同汉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另外 ,廷尉还以众多的僚属为支撑 ,使其能正常行使职能。     

急中有缓:宋代缓狱初探

相比唐代,宋代的违法案件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有很大的增加。因此朝廷通常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提高审判效率来减轻狱讼压力。但在有些情况下,朝廷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或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暂缓审理和执行,这种现象可称为“缓狱”。缓狱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迎合天道、维护统治、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司法中的明德慎刑、礼法相合的特点。     

蜀汉职官制度研究

职官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蜀汉承袭汉代官制,但因其国情,与汉制又不全相同。本文通过对刘备当益州牧、汉中王时的职官构架,蜀汉王朝职官以及地方职官等方面的分类总结统计,整理出了蜀汉职官制度的大纲和基本体系。最后,又指出蜀汉官制的特点,如多承汉制,相权过大,官宦子弟入仕太便,文官武称,高位低职普遍等等。     

《中国官制大辞典》介绍

官制是历代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的一种反映,官制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人孙逢吉著《职官分纪》5O卷可以看作是较早的官制辞书。清乾隆54年,纪昀等奉敕编纂的《历代职官表》72卷,被认为是官制辞书的权威性著作。随着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不同学科的人们对官制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海内外相继有七八部中国官制辞书问世,最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俞鹿年编著的《中国官制大辞典》,可谓采摭繁富,体大思精。     

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

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４月版。１７９．６万字。“宋代官制和儒学”是宋史研究中的“两大难题”②。治宋代官制之所以难，主要原因是赵宋王朝建国之后，几乎全盘承袭了晚唐、五代已经大不相同于唐代前期的职官制度，名义上却依然保持着自初唐延续下...     

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

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高敏陈寿《三国志》无讲述典章制度的诸《志》,故有关三国时期的各项典章制度,需要到各本纪、列传中去仔细寻绎,方可知其梗概。与官制有关的校事官的制度,也是如此。唐人杜佑撰《通典》,其《职官典》对唐以前历代官制虽有记载,却不载曹魏...     

《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

本文认为《续汉书．百官志》存在如下基本体例：源自束汉“官簿”的“正文”叙述职官及其官属的名称、员额与秩级,西晋司马彪所作“注文”则叙述职官的职掌与沿革。以此为标准,本文对“郡太守”条的两处疑文作了重新检讨,并连带梳理了“司隶校尉”、“州刺史”、“县令长”、“诸侯王”等条的文字。《续汉书．百官志》的这一撰述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东汉後期以来崇重《周礼》的官制撰述新动向,在汉晋间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官制史上“都”字释义

历代文武职官的称谓,与“都”字有关的,数以百计。为什么“都”字在官制上应用这样广泛,“都”字究竟是什么意义?一般读者认为“都”字通常表示“一切”、“全部”的意思,读如兜dōu;但是考查所有官名中的“都”字,几乎全读如“督dū”却并没有一个读成“兜dōu”音的,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官制上的“都”字,并非通常所说“一切”、“全部”的意思。     

宋代监司对州县司法活动的调控——以差官断案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宋朝统治者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行政处置权,但由于实际统治需要,路级监司仍被赋予对州县司法活动一定的调控权。这种权力突出表现在通过移牒差官来复审州县各类狱案。宋代监司可以差官审理的案件包括州军翻异案件、巡历中发现的疑案、百姓越诉案件、中央下发案件等类型。为防止差官断案权的滥用,宋代政府制定了日益严密的差官法规和奖惩制度,中央、路级监察机构也对其进行监督。监司差官审案,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益,平反冤案、打击司法官吏职务犯罪,减轻监司行政负担。但这一制度的过度推行,也容易导致差出官员的州县事务废弛,以及反复差官导致狱案积滞等问题,而人为因素的影响则容易导致监司、差官贪赃营私、干预州县司法事务等严重弊病。这表明在政治制度建设中,完善条约规定的同时,必须把握好制度执行的度,过犹不及,同时要提高执法者的自身素质,完善监督、考核等配套机制。     

试论金朝对山西的经营

山西自古就因其天然的地理条件优势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金朝也不例外。金朝通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对山西的经营,从而巩固了金朝的边防,促进了山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金朝统治政策、金朝与各方的战争等因素,导致山西未能进一步发展。     

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

清代原直省总督、巡抚衙门不置属官,司道衙署职官数量甚少,幕府成为事实上的体制外机构。咸同以后,随社会变化与政务增多,文案处与科房数量增加,众多局处所的不断衍生与扩充,分别从督抚衙门内外伸展行政权力,影响中央财政,原有体制弊端更为突出。清季新政的外官制改革,以借用唐宋幕职为形式,通过分科治事体现了近代科层制精神,将体制内外机构整合改造,使幕友成为职官,并设会议厅议政决策,其建置反映了清季内外官制改革的成果,在行省机构从传统官制向近代行政体制过渡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

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已走过百年,既取得辉煌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新的研究条件下重新出发,除了借鉴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史等政治史研究经典理路之外,也需要充分发挥清史研究的特点,引入结构思维,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清代职官信息全样本数据建设基础上,学界有望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清代官僚结构、空间差异、流动性与政治网络等问题开展新的分析,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史学方法的有效结合,但这一过程也同样深具挑战。     

唐宋官制对高丽前期王朝官制之影响——以中枢机构为中心之比较研究

我在《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①一文中,曾把高丽王国太祖至光宗朝（公元９１８—９７５年）划为高丽王国官制史的草创阶段,而把景宗至元宗朝（公元９７６—１２７４年）视为新官制定制阶段。这个阶段的官制,与中国唐宋官制进行比较,即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由于这一时期官制内容丰富、范畴较广,本文讨论范围限定于两国中枢机构的比较,至于中央机构其它部分与地方机构设官分职之比较,俟另撰专文。高丽王朝前期的新官制,始自成宗“改官号”、“百僚朝会,一依中国及新罗之制”②,奠定了官制改革基础;后经文宗、睿宗调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