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明末援朝抗倭之得失

1592-1598年中朝两国在联合御倭战争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明朝也因此国力大耗,辽东边防大坏,满族乘机起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致使明朝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终告灭亡。尽管如此,援朝抗倭的必要性应予以肯定,因为它不仅粉碎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明朝的罪恶企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关系。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文龙与《輶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刘鸿训出使朝鲜“贪墨无比”辩

明天启年间,刘鸿训临危受命出使朝鲜,对明朝和朝鲜正常关系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却记载说,刘鸿训是＂贪墨无比＂的官员。对于这一说法,本文用中、朝两方面的有关史料说明,刘鸿训并非是一个贪墨无比之人,而是一个正直无私、敢于直言、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好官。     

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

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而在以往研究中,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正统十四年八月）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之下,为了得到大量的比较确切的情报,多次派遣通事、使臣前往辽东地区,与辽东都司直接接触,同时,又利用居住在辽东地区的朝鲜族人、女真之亲信以及本国民间人员来积极搜集有关情报的具体事实。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 ,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 ,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 ,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 ,剖析诸多政治问题 ,并以此为枢纽 ,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是由于建州女真掠夺明与朝鲜的财物造成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建州女真对明朝辽东、朝鲜的人口和财富的掠夺,严重地威胁了明朝辽东和朝鲜鸭绿江畔的安全,于是明朝与朝鲜决定征讨建州女真。明与朝鲜两次征建州女真,使强盛的建州三卫衰落下去,处于分散、衰微的状态。但明与朝鲜对建州女真的征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与建州女真的矛盾,反而激起建州女真的更大仇恨。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     

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

通过对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建州三卫女真不断进犯明朝边境是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与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所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这种交往虽受到明廷的干预,最终以朝鲜、女真各向明廷贡马谢罪而得以了结,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充分说明明朝国力中衰,在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威信下降。     

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国王内附问题考议

壬辰战争爆发后,朝鲜迅速溃败,国王决定"北渡"内附,并采取对内命世子权摄国事及设立分朝,对外向明请援等措施为内附做准备。明朝同意朝鲜国王有条件地内附。但在此过程中,情况发生一定变化,国王不得已放弃内附。国王的内附虽然没有实现,但其过程的展开仍对朝鲜政局及壬辰战局产生深远影响。梳理朝鲜内附的过程及明朝的应对,一方面可以发现明朝在对外交往中具备清晰的疆界观念,并予以恪守,这与近代殖民体系下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则说明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主流之外亦有一种看似亲密,而实则疏远的潜流。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万历年间 ,明廷援朝抗倭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 ,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姓氏 4个 ,本贯 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 ,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