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

1927—193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阶段。对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的系统研究尚付厥如。长期流行的说法是: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上当受骗,“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考诸史实,却并非如此。     

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1931——1933年)

一般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因对日态度的歧异,逐渐出现了亲日(和日)妥协派与拒日强硬派的对立。汪精卫被认为是亲日妥协派的魁首,宋子文则一般地被视作拒日强硬派的代表。笔者认为,这样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进行具体     

1931年宋子文上海遇刺案史料四件

1931年7月23日,宋子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宋本人无恙,同行秘书殒命,卫士受伤。     

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下)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六岁) 1月4日罗文干抵港晤胡汉民。①1月6日张学良、陈策、简又文抵达香港。张等登岸后即访问胡汉民。①1月11日胡汉民就十九路军退守漳州的形势,提出闽局善后的三项主张:“一、宁闽双方即停止战争。二、十九路军应即驱逐一切叛党叛国之乱党份子,自承其咎,取消荒谬之党政组织,恢复党徽国徽。三、依照淞沪抗日时旧制,改编十九路军,以保存此有历史之国家武力。”⑧     

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上)

几点说明: 1.为省篇幅,表中各条之出处,均编号附于该条之后,如条后有①者,均出自《国闻周报》,所有编号与资料之对应关系,列于表前,不再逐条注出; 2.台湾蒋永敬先生曾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凡三十万言,但该书对一九三一年以后胡汉民的言行多有避回,所收较少。本表特将引用该书的有关条目以“*”号注出,以示比较。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1—1941)

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中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英勇地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日本悍强,中国积弱,而又乏外援,张伯伦之流在卢沟桥事变后以为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但是中国的抗战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1931—1941年是中国孤军奋战的时期,斗争异常艰苦,研究抗战这一阶段的中外关系,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大连港的中转贸易(1907—1931)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贸易政策 ,190 7年后大连成了中国北方诸港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大连港的崛起 ,一方面加深了日本与北方诸港的贸易交往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连与北方诸港间相互地位的调适。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

192 9年至 1 93 1年 ,上海银行公会不甘被强制改组为同业公会 ,联合钱业公会以及平、津、汉等地银行公会 ,奔走交涉于各方之间 ,要求国民政府颁布银钱公会单行法规章 ,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 ,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 ,这得到了金融业的赞同 ,也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 ,还只是外在的 ,间接的。     

我国赴法华工的革命斗争(1916—1922)

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海外爱国侨胞的斗争,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赴法华工、勤工俭学生和爱国侨胞,在反战斗争、五四运动中,在声援和参加中国革命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续)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职等二日抵西安,林祖涵同日到达.三日职等偕胡副长官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作初次访晤.自四日至十一日,曾约林祖涵来职等寓址商谈,计经五次,每次半日.林于谈话中表示,此来系向钧座报告情况及请示办法.职等遂详询彼对各项问题之意见.彼所提议诸多不当.嗣经职等一再驳斥、纠正,彼渐将提议降低.综计历次谈话暨林最末次提议各项摘要如下:(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前新四军部队服从军委会命令,至少编     

193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调查各省裁厘情形史料

厘金制度始于晚清,沿袭至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于1927、1928和1931年分别进行三次裁厘.前两次均以失败而收场,后一次终获成功.1931年,国民政府为了确保裁厘取得预期效果,责令监察院调查各地在裁厘后是否有阳奉阴违或巧立名目、擅自征收各项类似厘金之税捐等情弊.本组史料以浙江、安徽两省为例,结合总体调查概况,详细辑录了1931年4月至12月监察院派员实地调查情形.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潘汉年与中央特科(1931～1933年)

潘汉年是临危受命于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他创造性地把党的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把专门性重要情报力量与一般性普通辅助性情报力量结合,开辟了新的情报渠道。此外,他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加区别同时正确结合,利用公开合法的法律和社会惯例,与敌人周旋,并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1939年2月—6月新四军抗日作战史料选(上)

为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刊自本期起刊载1939年2月至6月间新四军抗日作战史料一组,本组资料详实记载了新四军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与日伪军作战的经过及光荣战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试述1922—1923年广东纸币风潮

试述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广东纸币风潮梁尚贤从１９２２年３月到１９２３年２月,广东出现了持续１１个月的纸币风潮。本文试述此次风潮之起因、经过和教训。（一）本来,省立广东银行在１９２０年成立时,由广州军政府拨出二三百万元为准备金,前后两次共发行纸币７００...     

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

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转换分析视角,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刻反思。     

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具体而言,外务省自1874年将留学生安排在北京学习,是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83年制定《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派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随后10余年间,留学生派遣制度在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等方面日臻完善;至1894年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时,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1919年又改将留华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但以失败告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且培养出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受制于日本侵华政策,其最终沦为侵略附庸,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