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漠”考——兼论契丹起源地

经考证"松漠"是北魏时期对科尔沁沙地的泛称。从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起,至北魏太和三年(479年),135年的时间里,契丹在"松漠"中的分布地域,基本没有变化,即今通辽市中部的开鲁县、科尔沁区和科左中旗及周边地区。大黑山是奇首可汗的出生地都菴山。奇首可汗的龙庭,是通辽市的福巨城址。契丹在"松漠"中活动地域的中心,位于通辽市西辽河平原腹地的科尔沁区,这里是契丹真正的起源地。     

王禹偶《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

题名为王禹偶所撰的《建隆遗事》,是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金匮之盟”疑案的关键史料之一。但自南宋初以来,人们即对是书的撰者、内容真伪存疑,或径称为後人托名之伪书。本文考辨《建隆遗事》确为王禹僻所撰,其内容甚具史料价值,并据是书及其他相关史料所载,以辨析“金匮之盟”之真伪及内容之演变过程。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土人”考——兼论土族族源问题

"土人"即"土著",史志所载"土人"多为中原汉人对少数民族、域外之人、土官(土司)及其属民的称呼。在较大区域内,"土人"是泛称,但在小区域内"土人"可专指特定少数民族。《秦边纪略》、乾隆《西宁府新志》等所载河湟"土人"与当地其他民族并称,但并非单一民族专称,其主要含义为土司及其属民。宋代灵州一带的"土人"确系吐谷浑人,如若(顺治)《李氏世系宗谱》、(宣统)《李氏家谱》等所记可信,那么西夏亡国后灵州一带"土人"西迁河湟也是有可能的。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河湟"土人"主要由蒙古、汉人、西域缠头回构成,这些原有族属十分明确的族群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在长期的民族杂居过程中,他们往往脱离或疏远原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习俗等有趋同的倾向。河湟"土人"是今日土族的上源,地域上与河湟及甘肃永登一带的土司分布大体一致。     

论春秋时期的“出奔”

出奔作为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特点是出奔的次数多,涉及的国家多,出奔包括社会统治阶级的各个等级。出奔可分为主动性出奔和被动性出奔两类。对于不同的出奔,母国和接受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这不仅涉及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也关系到列国之间邦交关系的走向。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秦"封陵津印",为新公布的秦代津渡用印,与黄河著名津渡风陵渡颇有关联。关于风陵渡之名,戴延之《西征记》云有风后女娲之墓,故称"风陵",然此本是晋以后附会的说法,不足为信。"封陵津印"之发现,则可证实秦时已有封陵津。《史记·秦本纪》、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均载封陵,为魏国故地。而文献所载封陵与风陵渡位置,大致重合。又因"风"、"封"二字均属帮纽,古音可通,《宋书》载"封陵堆",《魏书》作"风陵堆",可证封陵、风陵至中古时期本可通假,故二地虽属异名,实本当一处。今以"封陵津印"为新证,则风陵津其名的真正来源,当出自至少在秦时已有的封陵津,远承魏国之封陵故名。而风陵为女娲之陵的说法,则本属典型之层累古史,由是推出的关于女娲墓的种种考证,皆不足为据。     

范晔“谋反”新说——兼论沈约对范晔的评价

<后汉书>纪传的著者范晔,因涉及一桩重大政治案件-"谋反"而被杀.千余年来,人们对这桩公案有种种评判.或日范晔"不反",或日范晔"谋反"是进步之举,或日范晔"谋反"罪名系他人所加,等等.细察其情,本文提出新说:范晔涉及"谋反",客观上系他人设置陷阱所致,而其主观上的弱点,正是落入陷阱的内在原因.     

东周铜箪铜筥考——兼论“樽”与“觯”

"铜■"旧称为"卮",在墓葬中多与盘、匜、盥壶相配为盥器,也可用作食器或"分半"量器,其自名之"■"隶定为"枝",当读作"箪"。在《仪礼》中,"箪"用于盛放巾栉等盥洗用具而与盘、匜相配;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箪也可用作食器或容积半斗、半斛的量器。战国墓葬中的铜质筒形"镂孔杯",遣策称之为"■白之■"或"熏■",即《方言》《说文》之"墙居"或"觵白之筥",用于薰衣或盛放罚爵。遣策称为"羽■"的筒形容器应该是《仪礼》盛食器"杅(盂)"与"筥(篹)"的连称,而不是过去定名的"樽"或"洗"。两周时期"筒形杯"的造型与"■白之■"极为相似。这类"筒形杯"自名曰"■",出土时常与"斗形爵"配对,两者分别对应《仪礼》饮酒器的基本组合"觯"与"爵"。《三礼图》"筥"与"觯"的形状也完全相同。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李德明“臣宋”意图考——兼论“游牧”党项的抉择

李德明"臣宋"并非单纯遵父遗命,而是意图通过"臣宋"得到岁赐、贸易等机会,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以摆脱困扰夏州政权诸部的经济窘境。同时,借助宋朝赋予的政治地位来掌控约束诸部经济命脉,实现夏州政权内部由党项拓跋氏所主导的经济利益再分配,从而达到增强对诸部控制力度的目的。     

崇正考——兼论客家精神

<正>崇正源出儒家思想对正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推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精髓,是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财富。客家人"根在河洛",虽经历次大迁徙流播南方,延及海内外,但始终心怀故土,近代后以"崇正"为天下客家的大旗,成为客家精神最精辟最集中也最有号召力的体现。考"崇正",《晋书·顾和列传》有:"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1]这里所"崇"的"正",指的是"正礼""正统"。同时,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

鸠兹是见诸先秦文献的吴国最早的城。吴国地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人对吴人语言的文字记录,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鸠兹古音与句吴相同;吴国没有完善的职官体系和行政建制,吴国的城只有都而没有邑;鸠兹扼西伐荆楚、东控於越的中江水道之要冲,周边的汤家山西周墓为吴国王陵,附近的大工山铜矿为吴国的经济命脉。通过与古代都城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鸠兹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     

甲骨文“黄尹”身分考——兼论商代配祀制度

<正>甲骨文宾组卜辞常见名为“黄尹”的祭祀对象。关于黄尹的身分,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有学者认为黄尹即伊尹,仅是称谓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伊尹和黄尹是两个人。林宏明已对各家观点作过梳理和归纳,¹此不赘述。现今学界多赞同二者为同一人,但仍有不同意见。²黄尹与伊尹“同人异名”和“分属两人”两种意见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是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游洞名称由来考——兼考“后三游”

三游洞在湖北省宜昌市西北十公里西陵山北峰的峭壁之间,背靠长江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坐南朝北,深约三十米,宽约二十米,高约六米,中有三根似园若方的钟乳石柱,垂直平行横列,将洞隔成前后两室,前室明旷,后室幽奥,前后室及洞内外诗文满壁,碑刻林立,虽经长年风雨剥蚀和多次破坏,但至今尚保存有宋代以来的摩岩壁刻和碑石七十余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游览胜地.关于它的文物古迹奇丽风光,当另文     

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兼论所谓“侍中”

一迄今所知现存佉卢文献,主要有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敕令、希腊——大夏时期铭文、印度——斯基泰(塞克)时期碑铭、贵霜王朝时期碑铭和中国古代鄯善王国时期文书,而以出自中国新疆尼雅和楼兰古城的鄯善佉卢文书数量最多。据波义尔等所刊三卷本《佉卢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

在北宋建立至"澶渊之盟"期间(960—1005年),北宋与辽国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曾利用渤海与黄海海路、河北平原道路、太行山间道路、河东山地道路、麟府路地区道路等交通线展开军事行动。宋辽边疆地带的地理环境与宋辽两军的战略意图,是影响这一时期宋辽战争中诸道路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论景泰兰的起源——兼考“大食窑”与“拂郎嵌”

景泰兰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优秀的艺术传统的金属掐丝珐琅工艺品。它的特点是追求黄金和宝石的华贵、瑰丽、浑厚、晶莹的效果,博得了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的喜爱。经历长达六七百年之久的连续生     

北宋“瀚海”新考——兼论唐宋时期灵州地理环境的变迁

"瀚海"词义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汉唐时期主要表示贝加尔湖、呼伦贝尔湖群等大型水体转而指代宋初灵州以南的沙碛。文献表明,"瀚海"原本作"旱海",宋人对其的区分起初是较为明确的,后世传写讹误导致"旱海"误作"瀚海"。鉴于"旱海"目前最早见于五代历史文献中,结合考察此一时期当地植物分布、环境干湿状况变化趋势以及相关考古发现中的地层结构信息,可认为唐宋时期灵州地理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并极大地影响到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从这一角度入手,当可丰富对唐宋之际历史发展的认知。     

“克孜尔尕哈”语源、语义考——兼论新疆的相关维吾尔语地名

库车县西北的克孜尔尕哈烽火台(qzl qa■a tur)位于连接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唯一通道盐水沟畔,是护卫龟兹屯垦区的前哨,始建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前后而完善于唐朝,承负着护卫垦区安全的重要职能。其字面意思为"红乌鸦烽火台",系由qzl qar■u(红色哨所,红色烽火台)演变而来。16世纪时,由于居民的迁徙更迭而导致当地土语发生变化,qzl qar■u最终演变成qzl qa■a。原本表示"红色哨所"、"红色烽火台"的语义因语音的改变而演变为"红乌鸦"。后人为明确其所指,又缀加了tur(烽火台)一词,语义最终演变为"红乌鸦烽火台"。新疆有许多以qa■a/qa■aj(烽火台)命名的地名,其演变进程为:qar■u/qar■uj→qar■a/qar■aj→qa:■a/qa:■aj→qa■a/qa■aj→qa■a tur。这些以qa■a/qa■aj或tur命名的地名,既是丝路交通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维吾尔语历史发展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