妀善鼎年代与国别质疑——兼谈箕国灭亡时间

妀善鼎的年代或以为是战国早期,或以为是春秋早期,从该鼎的纹饰、器形、铭文字体来看,其年代最有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提前至春秋中期后段。该鼎的国别旧被认为是山东纪国,但是春秋早期之时这个位于山东的姜姓纪国已经被齐国所灭,金文中以""为国名者尚有一个箕国,此国春秋晚期尚存,且地望与燕国临近,两国关系密切。器主自称"妟生",金文中"妟"声之字常读为"燕","妟生"意即燕国之甥。从鼎的年代以及器主自称两方面考虑,妀善鼎应属于箕国,该鼎的出现也证明了箕国的灭亡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合于《路史》"春秋犹有箕、崇之国"的记载。     

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两件西周青铜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中,多件器物带有铭文或族徽。其中一件利鼎腹部有铭文69字,从铭文可知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晚期,即夷厉时期,作器者利是西周王室的贵族。此鼎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件铜盘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属典型的晋国铜器。     

浅论洼刘西周墓暨“举父丁”鼎

本文对郑州市洼刘遗址发掘的一座西周贵族墓及墓中出土的"举父丁"鼎进行了探讨,结合管国的历史状况,对"举父丁"鼎的年代与"举"族进行了分析,推断该墓主人为商代遗民,可能是舌族的成员,且与"举"族有密切联系,这对研究"举"族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宁县遇村M5出土青铜戈及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宁县遇村M5出土的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两件青铜戈的铭文与纹饰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遇村青铜戈M5:5铭文为“镞”字，是族徽；M5:4纹饰源自商代晚期的安阳地区，且此类装饰铜戈有可能为乐舞祭祀用具。此人群商代晚期集中在安阳、武安一带，西周早期迁徙至此；从西周早期开始了向周文化转型的进程。     

戍甬鼎铭文考释

戍甬鼎,又称戍革鼎、俎子鼎、宜子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器物,内壁铸铭文27字,研究价值较大。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和断句,认为鼎上的族氏铭文为"亚见"","为"俎"",省"为地名","为"甬"。     

我方鼎铭文今释

我方鼎,旧名多异称,笔者据图始认为原器有二:一为方鼎,一为方盘。铭文字多未识,现重新考释,文义始通。器之时代;旧说为商代,日人林巳奈夫定为西周初,经考证,当以商末为是。     

周代前期用鼎制度新探

周代前期墓葬中的用鼎、簋情况具有多样性,存在至少两种用鼎制度。西周早中期受商文化的影响,随葬鼎的数量、形制不一。西周晚期形成了属于周文化的用鼎制度即列鼎、列簋制度,其中"公"级称谓国君随葬7列鼎、6或8列簋,"侯"级称谓的国君随葬5列鼎、4或6列簋。伴随列鼎、列簋制度的还有复古明器组现象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结果。     

西安袁家崖墓葬年代为西周说

以往研究均认为西安袁家崖墓葬的年代为商代晚期。本文通过对该墓随葬品年代特征、商文化因素出现背景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该墓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并提出了一条区别关中地区商代与西周时期考古学遗存的断代标准。     

商周青铜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问题

2014年,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的皿方罍器身回归中国,与湖南省博物馆藏器盖合璧为一,并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保存。关于皿方罍的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商代晚期。本文通过建立商周青铜方罍的发展演变序列,以确定皿方罍在青铜方罍发展轨迹上的具体位置,并结合兽面纹、扉棱及鋬和牺首等有断代意义的特征,认为皿方罍的铸造年代为西周早期,具体而言,最有可能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皿方罍装饰上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对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试论焂戒鼎所反映的“羡卒”问题

本文讨论了倐戒鼎的年代和铭文中"羡"的含义.认为煲戒鼎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中的"羡"指"羡卒".器主受命管理六师和羡卒的时代背景,很有可能与周宣王时期因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强对民众的管理有关.     

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上的“四隅中心制”纹饰及相关问题

以器体四隅为视点中心形成中轴对称的结构布局是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的重要装饰方法之一,此类装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兽面纹玉琮,商代早期开始用于装饰方形青铜礼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继续存在,西周中期逐渐消失。统治者在设计铸造青铜礼器时刻意模仿被诸多氏族部落所认可的兽面纹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笼络其他氏族部落势力,掌控宗教话语权,强化自身统治地位。     

发现番匊生鼎

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原断为商代的青铜圆鼎,但笔者认为,其应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番匊生壶属同一套青铜礼器,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应更其名曰"番匊生鼎",具体考察其年代,应可定为厉王世。     

釴鼎考识——从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霸伯方器的定名谈起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高圈足方形铜器，发掘报告称该器为“方簋”，但其铭文却自名为“釴”。本文从此器入手，对与之相似的铜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类器应该定名为“釴鼎”，并对这类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一墓多族徽与商周分界

一墓多族徽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铜器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本文认为可将一墓多族徽作为晚商时期非商文化分布区的商周分界界标;商文化墓葬及墓地的族徽构成较为"单纯",而西周时期非商文化多族徽墓葬的族徽构成呈现"多而杂"的特征;西周早期多族徽墓葬的分布地域远大于商代晚期的多族徽墓葬,这一现象应是与周初分封紧密联系的。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寧作父乙卣浅见

卣作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本文主要从器型、纹饰及铭文三个方面对寜作父乙卣进行论述,对其断代分析并对该器物圈足的夔纹作以辨析,对器铭独特性作以研究讨论,最终表现其意义及价值。     

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旡”鼎铭文研究

■鼎出土于应国墓地M242,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晚段^[1]。"■"为作器者名,字亦见于殷卜辞,与"无"字作"■"不类,该字目前尚未识出。发掘报告称作"无"鼎,或系权宜之计,为不引起混乱,本文亦暂称作"无"鼎。鼎铭共5行24字:"旡■■（稽）首,皇兄考（孝）于公,宣厥事。弟不敢不择衣,夙夜用占■（将）公"^[2]（图一）。铭文所记关乎西周宗法及丧服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略为疏证,以就正于方家。（一）皇兄孝于公,宣厥事"公"乃亲称,与后文"夙夜用占将     

寜作父乙卣浅见

卣作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本文主要从器型、纹饰及铭文三个方面对寜作父乙卣进行论述,对其断代分析并对该器物圈足的夔纹作以辨析,对器铭独特性作以研究讨论,最终表现其意义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