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车马坑陪葬

车马坑是古代墓葬的一种陪葬坑,依据坑内埋葬内容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种类型,本文讨论的车马坑主要是指车马合葬坑。车马坑随葬的丧葬习俗,始自商代晚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初期许多诸侯王墓仍然设置车马坑。用车马坑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车马坑见证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发展演变过程,     

试谈商周墓葬的几个问题——以山东地区为例

以往的墓葬研究多集中于出土器物和葬制葬俗,对墓葬本身却有所忽略.以山东地区商周墓葬为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墓葬的长、宽比值以及墓口与墓底的比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特征;墓道的有无可能取决于棺椁下葬习俗和墓葬的规模,而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必然联系;山东地区壁龛墓数量较少,其族属可能有别于同一墓地的其他墓葬;器物箱的使用是东夷人的传统,并于春秋时期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鲁南、鲁北地区墓向较杂,这可能源于两地居民族属的多元性,而鲁东、鲁东南两地则继承了早期东夷人的传统,皆以东向为主.     

春秋晚期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赏析

<正>1990~1991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省淅川县徐家岭楚国贵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位于墓地中间的9号墓形制最大,虽经被盗,仍出土有2072件文物,从残存的随葬品和附属的车马坑来看,该墓等级最高,应是这个墓群的主墓。从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及祔葬有车马坑的情况看,墓主应是春秋晚期的楚国男性贵族。(河南省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于1992～2001年经过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清理晋侯夫妇墓9组19座,每组晋侯夫妇墓均有数座陪葬墓和一座车马坑。一号车马坑属晋侯苏墓,是该墓地最大的一座车马坑。自1992年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一号车马坑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发掘,该坑东部葬马,西部葬车。马坑中至少有105匹马,车坑中有48辆车。该车马坑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车辆均为整车放入,车舆的种类多样,对于研究西周时期马车的种类、形制、结构与埋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汉长沙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

西汉中央集权制下,各诸侯国受制于朝廷,包括葬制在内的各项礼制皆"仿帝制"。从目前资料看,西汉长沙国葬制受汉葬制影响较深。然而长沙地区是先秦楚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楚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强势入侵的汉葬制与楚葬制(俗)开始了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园邑、陵园、陵寝、陪葬墓、外藏坑、黄肠题凑等汉葬制为轮廓,以墓道偶人、椁箱分室形制、内外髹漆套棺、笭床等楚葬俗为内核的极富特色的西汉长沙国陵墓制度。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安徽霍邱县王郢古墓葬发掘简报

所发现的1座西周墓和5座西汉墓,均为中小型墓,分为土坑、砖室两种。出土了陶器、铜器等50余件(组)。这次发掘为研究霍邱王郢地区的西周和西汉时期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江苏铜山县班井四号墓发掘简报

班井东汉四号墓有较大面积的封土和地面建筑,出土文物多样,为研究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徐州地区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内磨平的画像石为研究画像石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     

河南淮阳平粮台M304号汉墓发掘简报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对M304号西汉墓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有鼎、勺、钫、盘、匜等铜器和璧、环、剑璏、剑珌、带钩等玉器,为研究淮阳一带汉代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隋代郑仲明墓发掘简报

为配合郑州罗庄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建设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一座隋墓出土墓志1合,另有器物11件,为研究隋代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人”字顶木椁墓墓主族属的初步研究

人字顶木椁墓首次发现于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之后在闽越、南越等地区也相继发现,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墓内的建筑形式推测原来也为人字形墓葬建筑遗存。江浙地区人字顶木椁墓是越文化的独特葬俗,闽越和南越的族属渊源与南下越人有紧密联系,发现的人字顶木椁墓应该是延续了越人的葬俗,这种葬俗不是贵族特有而是普遍采用的。     

从郑国日用陶器墓看平民阶层的等级划分

文章通过对新郑地区四处两周墓地日用陶器墓的研究,从陶器组合、墓葬大小及葬具等三方面,观察到日用陶器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等级差异。等级差别揭示出郑国平民阶层内部身份等级再划分的事实,这种等级划分可能是军功爵制下的合法制度。     

周原齐家制玦作坊居葬关系与社会结构再探

本文通过对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相关遗迹的分析,辨识出齐家制玦作坊发掘区内的先周墓地,首次采用墓位形态等方法将作坊内西周墓葬分为两大区五小区。在考察各类居址遗存分布形态的基础上,认为齐家制玦作坊人群“聚族而葬”“异族杂居”,进而探索“居葬合一”在商周时期聚落内的不同分布形态。     

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发掘简报

2002年9～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湖北枣阳九连墩之"一号墩"进行了发掘,清理两座墓葬(M1、M2)及其祔葬车马坑(CHMK1、CHMK2)。各遗存单位保存基本完好,M1为主墓,除南室少量器物被盗外,出土了数量多、种类全、保存相对完好的随葬器物。资料表明,该墓为战国中期大型楚墓,墓主人为男性,身份为楚国上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该墓的发掘和整理为楚墓葬制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晋至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墓葬变化的考古学观察

西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墓葬中出现了诸多不同于汉魏时期该地区汉人墓葬的新特征,表现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上。在葬制上变化是出现了梯形墓、梯形棺,在葬俗上,墓主人头向由汉人普遍的头北脚南,头朝墓室后壁,变为头南脚北,头朝墓道。在随葬品上,出现了北方民族习用的一些器形和胡人俑。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反应了西晋至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间的互动与交流、碰撞与融合。正是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北京地区魏晋时期的汉式墓葬系统被打破,而正是这种交流和融合酝酿出后世丰富多彩的隋唐墓葬文化。     

论船棺的起源和船棺葬所反映的宗教意识

船棺葬是长江以南乃至东南亚一带的特殊葬俗,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都对它做过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从这种葬俗的分布范围、葬具形态、葬制、地方志记载以及诸多的旁证资料出发,提出船棺起源于独木舟,并认为这种葬俗反映了古人灵魂升天的宗教观念。     

民俗学视阈下未成年人葬俗的传播与变异——以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瓮棺葬为例

葬俗作为人生礼俗的内容之一在民俗学中备受关注,以瓮棺葬形式埋葬未成年人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到晚期阶段曾一度流行的习俗。与中原和江汉地区相比,本区瓮棺葬以"陶片覆盖葬"为主,"完整陶器装入葬"较少,在葬具的组合和墓主年龄及埋葬位置等方面亦存在自身特点。海岱地区先民在向西拓殖的过程中主动引入了豫中地区的瓮棺葬俗,并且加以改造来适应自身文化。民俗学理论中关于葬俗传播和变异的研究为阐释史前时期海岱地区瓮棺葬俗提供了新的启示。     

江苏徐州睢宁龙头山明墓发掘报告

2013年3月,徐州博物馆和睢宁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官山镇西北约10公里的龙头山明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一座仿木结构砖室墓葬,由墓道、门楼、甬道、前室、石门、后室组成。该墓有仿木构的门楼和庭院式的前后室,门楼和墓室有丰富多彩的砖雕和彩绘壁画,石门上有阴刻描金题记"看破四大满腔念头归衣钵"和"万历二十三年四月望日立",为研究明代葬制、葬俗、建筑、绘画、宗教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金华项牌村南宋墓

2013年7月,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陶朱路社区发现一座南宋墓葬,市、区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了铜镜、玉环、铁剑、发钗、铜钱以及墓志等物,为研究金华地区南宋的葬制及葬俗提供了新资料。     

西司马墓地与殷遗民

西司马墓地中部偏西的82座墓葬,从出土器物、葬制葬俗来看,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最早可到武王时期,最晚不出成王时期,墓主应是殷遗民。其中西向墓和南向墓应分属两族,二者在墓葬形态和财富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西司马殷遗民墓地很可能就是武王时期迁徙殷遗民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