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关于"包产到户"的笔记

1962年7月,张闻天在酝酿、写作“集市贸易意见书”的同时,还思考了有关“包产到户”的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福建等地农村干部群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难关,保存生命,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怎样看待“包产到户”,引起党内重大争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成为主流。采取了纠正、强扭的办法,但纠正了一个时期,农民不满的很多,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继续发展,“责任田”反而扩大了。     

我是怎样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调查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列数了“十大罪状”。     

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历程

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历程何成学新中国建立后的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萌芽、有益尝试、普及推广三个阶段。其中萌芽和有益的尝试在全国均是最早和较为典型的省区之一;但其普及推广在全国则居后。因此,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是很有意义的。本...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     

首创“包产到户”与我的坎坷人生

发轫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举世闻名,可1956年浙江永嘉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包产到户”却鲜为人知,这两次改革的结局迥然不同。通过《首创“包产到户”和我的坎坷人生》,一个因坚持为农民说话而吃尽苦头的改革者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

包产到户初创农民对合作化的“反抗”,最早是“闹社退社”。大约在1956～1957年,曾有过一个退社风潮,随后被压了下去。那以后农民就转而使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农民“闹社退社”是想从农业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体制一些“修改”。这是一个     

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了邓子恢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其中一桩著名历史公案是对浙江所谓“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批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这“两个半”是些什么人?被批之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今天,他们又在哪里呢?近年来有些文章、著作披露了此事。《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事情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     

父亲李蕤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正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北京还称北平),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来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与会代表共有824人。会议开到7月19日闭幕。我父亲李蕤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李蕤(1911~1998年),本名赵悔深,出身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年时代艰难求学,靠半工半读上到河南大学。抗战爆发,河南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父亲曾任《大刚报》战地记者、第一战区军报《阵中日报》编辑、民营报纸《前锋报》和《中国时报》联合版主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综述

1998年7月20～21日,在沈阳市召开了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全省民族宗教工作领域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落实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和全国宗教局长会议精神,总结五年来的工作,交流各地的工作经验,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2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做好跨世纪的民族宗教工作,为全省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会议首先认真传达了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和全国宗教局长会议精神,并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和研究“两会”精神,努力落实“两会”提出的任务和工作部署。会议隆重表彰了国家…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

一提起“包产到户”,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那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省偏远山区小县的芦山县,就有一个当年才18岁的小青年主张“包产到户”、屡屡上书毛主席而被错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两次以死捍卫真理,在牛棚里一蹲就是20多年。如此坎坷的人生苦旅,爱情之路自然也不平坦。在2001年的元旦前夕,笔专程赴四川省芦山县采写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

1972年秋,农村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曾被错误批判为“小脚女人”和“刮包产到户单干风”的邓子恢,在历经坎坷后,终于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长期躺在北京医院里与死神周旋。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看望这位德高望重、屡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畅谈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和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并顽强地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     

永嘉改革：被歪曲了的改革者李桂茂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发生几起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与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的行动不同,永嘉不仅实行的面大（实行包产到户的占全县总农户的42％,影响所及,温州地区也有15万农家实行包产到户）,而且是由中共永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这在全国实属首创。杜润生说,这次试验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但这场雄心勃勃的试验,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风云突变,试验被诬为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事件,中途夭折,有关人员受到残酷打击。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的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自然难逃“罪责”。但念及他战争年代的革命资历及功绩,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才决定网开一面,改变开除其党籍的原议。处分却是很严厉的：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下子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可以说,这场试验改变了李桂茂后半生的命运。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包产到户”北京推行遇阻

一、北京农村改革阻力重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实行“包产到户”（即所谓“单干”）的是安徽风阳小岗村,时间在1978年11月。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多维分析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及相应的重大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但最终都沉寂下去。究其原因,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从领导决策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全党特别是最高决策者的认同。     

有效保护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做好新时期的文物工作——在全省文化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 我受省文化厅党组的委托,代表省文物局作本次会议的文物工作报告。 1995年9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李鹏总理为会议发来了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奇葆同志,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提出把“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作为新时期文物工作的重要任务和指导思想,把文物保护工作“五纳入”作为新时期强化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重大举措。 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就是传达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八五”计划以来我省文     

我在武汉解放前后的社会活动

1949年3月,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通知我到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即现在的红楼）开会。会议由李书城主持,李书城平时讲话是有点口吃的,那一天却精神焕发,侃侃而谈,李书城讲话以后,是辛亥革命老人李猿公讲话,李猿公同意和谈。但对中共提出的“惩办战犯”不同意。李猿公是一位忠厚长者,对李猿公个人我是很尊敬的。     

陈永贵最恨走后门

出身贫农的大寨“领头羊”陈永贵,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工农干部的代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     

三春晖———慈母十年祭简

我的父亲万里,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1977年为了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他在安徽破天荒大胆地搞家庭生产责任制（即后来的包产到户）,而获得全国人民赞颂。“要吃米,找万里”这种说法一时传遍九州大地。因为这一“创新”,1981年父亲被党中央和邓小平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又在全国人大会上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3年父亲欣然主动光荣离休,让贤。父亲那时声名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