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96窟窟檐建筑艺术探析

本文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莫高窟第196窟窟檐建筑的建筑构件和建筑装饰等,并以环境设计理论为依据,从空间类型入手,论述该窟建筑外部空间及内部空间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区别。借此分析洞窟建造背景,建筑艺术特点和空间作用。     

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

1942年,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形制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50～60年代,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先生,组建了考古组,邀请宿白先生作《敦煌七讲》。60年代以后,敦煌石窟考古工作主要进行了莫高窟南区洞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等。这些成果和资料,应尽快整理和刊布。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壁画题材与构图特征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图像应用多种纹样元素,其内容丰富,布局精美,构图形式多样,并具有应用传统民间图案的典型特征.该窟窟项壁画所展示的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时从美术学角度出发对其绘画题材和构图特征进行分析,对于应用设计学理论研究其构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中绘有1000多年前河北道镇州的几处古建筑,作者据此对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镇州衙署及其建筑遗物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已无存的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代大悲寺的位置和建筑结构等作了考证。     

关于莫高窟第156窟的几个问题

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在位期间修建的一座功德窟,关于该窟的建窟时间,前贤已有较多探讨且已几成定论。本文对窟内人物题记进行重新比对考查,并参照张议潮本人的官阶品级和职衔变化,推断该窟的始建时间有可能在大中五年（851）张议潮被朝廷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赐封旌节之后不久,而出行图中的题记则是成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后的补（改）题。同时,文章还对第156窟的选址问题、窟内的《莫高窟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分析

通过对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的分析,可知该窟壁画结构自内向外依次为支撑体、粗泥层、细泥层、白粉层、颜料层,其中粗、细泥层所加纤维为麦草和麻。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显示,粗、细泥层中所含矿物有石英、钠长石、方解石、白云石和少量黏土矿物。白粉层为方解石与滑石的混合物。所用颜料有朱砂、铅丹、铁红、石青、雌黄等。该研究对进一步完善莫高窟壁画材质信息数据库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修建年代传统意见一般认为是为西夏时期,本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看法。并逐一分析了前人所据资料,论证的结果认为无论从遗址花砖、壁画,还是130窟的重修时代,并相关书等均表明该殿堂建筑遗址应为宋时所建。并且通过供养人题记、历代洞窟营建的个人心理因素及曹氏诸节度使大量创建功德窟的事实,进一步表明其为曹氏归义军晚期由曹宗寿所主持兴建。中附带论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问题。     

陵墓与佛窟——麦积山第43窟洞窟形制若干问题研究

麦积山石窟第43窟是西魏皇后乙弗氏的瘗窟,此文从建筑、墓葬、丧礼等新的视角对该洞窟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外檐建筑可称为"庙",中间穹庐顶的空间是孝子守孝的"庐室",后室为"柩室"。在"庐室"内原有乙弗氏的容像。另外第44窟应该是仿照第43窟原来的容像而开凿和塑造的供养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乙弗氏样式"的观点。     

南京栖霞山千佛岩石窟的测绘与编号

本文是南京栖霞山千佛岩石窟科学考察成果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千佛岩石窟进行了精确的地形测量,结合洞窟形制与窟檐的测绘、佛像的调查对洞窟进行了分区与编号,并对石窟造像的现状进行了综述。     

浅谈中心柱窟的演变及马蹄寺石窟群的中心柱窟

“中心塔柱窟”是佛教石窟中洞窟的一种形制。本介绍了这种窟型的演变、发展以及马蹄寺石窟群中中心塔柱窟的基本情况。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建筑图像的三维数字化呈现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的建筑图像是敦煌壁画中最具盛唐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作。本研究以探索敦煌壁画中二维建筑图像三维数字化呈现的方法为目标,以第172窟北壁中央的前殿图像为例,综合利用史料文献和实证材料,进行基于有限数据资料与结构逻辑推导的推测性研究,并集成运用图像处理软件(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三维建模软件(SketchUp、Rhino),建立了第172窟北壁中央前殿的三维彩色模型,实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从二维到三维的虚拟转变,相对科学、客观地再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形象。通过3D打印等快速成型技术和虚拟投屏等展示利用手段,深度挖掘技术成果价值,扩展了壁画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深度,带给观者超现实的空间体验。     

麦积山第93窟考察

麦积山石窟第93窟为一平面方形平顶小窟,本文在对其洞窟形制、造像内容及其特点进行考察后认为开凿于北魏景明前后,并认为景明时期是麦积山石窟受中原风格开始变革的重要时期。     

吐峪沟石窟寺第38窟龟兹风探析

吐峪沟石窟寺第38窟形制大体上与龟兹中心柱窟相同,但细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吐峪沟第38窟的壁画内容与流行小乘佛教的龟兹不同,整体上表现的是大乘佛教思想,不过正壁上的化佛形象、侧壁的说法图、纹饰图案和服饰等方面都类似于龟兹石窟。总的来说,吐峪沟第38窟具有浓厚的龟兹风,但又有所变化。吐峪沟石窟介于龟兹与河西走廊之间,这对考察佛教美术的传播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石窟艺术的特殊呈现——以曹氏三窟为中心

敦煌石窟艺术作为一种宗教美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结合相关敦煌遗书,以莫高窟曹氏三窟为中心,可以推知:敦煌石窟艺术呈现对象的范围是特定的;其呈现时间是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和事件中体现.     

莫高窟第464窟首次重修年代再探

莫高窟第464窟原是北朝时期开凿的多室禅窟,后经两个不同时期的改造而成为礼佛窟。关于该窟首次重修的年代问题,目前学界有西夏前期、西夏中后期和元代初期三种不同观点。第464窟后室壁画为首次重修时所绘。本文通过该窟后室壁画中所呈现的多种西夏时期艺术特征认为其绘于西夏时期。经研究,前室素壁现存的两则汉文题记书写于壁画绘制之前,其书写年代上限为1118年,可进一步将其首次重修年代确定为西夏中晚期。     

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发展脉络初探

本文以整体性视野考察北朝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以及发展历程。在学术史层面,对宿白“凉州模式”在学界的普遍使用情况、理论的后续发展进行了辨析与反思,主张中心柱窟自北魏在北方地区而非凉州兴起。在研究对象层面,重新对北朝中心柱窟形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能辨析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来源,厘清传播发展、分化的路线。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唐临与龙门石窟291号窟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本文着重介绍了位于宾阳南洞（第159号窟）与敬善寺（第403号窟）之间崖壁上的291号窟,并分别从外观和形成的历史背景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间"大宋国"题记考释

本考释了敦煌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北元朝至正年间所题的“大宋国”题记,认为它可能与南宋皇室后裔赵完普等人被元政府迁徙到敦煌安置的事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