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影不离的村落与庙宇——拉萨周边山寺走笔

谐拉康寺为世人所知,主要是由于那里有一块著名的石碑,古籍记载当时的文字“字体如狮子扑天和珍珠宝串”,历经千年风雨,这石碑在西藏历史和藏文发展演进史上都具有及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沈阳向阳寺两通碑刻考释

以在沈阳向阳寺原址发现的两通石碑作为研究对象,对碑阳和碑阴所刻文字进行识读。通过查找古文献、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对碑刻内容详细分析,对其中存在歧义之处略做考释,并对碑中提及的向阳寺始建年代与得名原因、向阳寺与双峰寺的关系、吾真亲王和把度里郡王辨识等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以求对沈阳地区寺庙和满族文化研究有所裨益。碑文涉及满洲亲王与郡王,从一个侧面亦可证明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对佛教的优礼与崇尚。     

郑和锡兰碑新考

郑和锡兰碑于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的加勒,刻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了郑和对锡兰山佛寺的布施等事迹.今中文碑文释读已可基本明确,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碑文可据前人英文翻译而转译,其中波斯文碑文剥蚀严重难以全部释读.此碑原立于斯里兰卡栋德拉,后定居加勒的中国人为保护石碑将其移至加勒.碑文中的锡兰山应指锡兰国而不...     

残碑欲说建文事

据说,开中国树碑立碣之风者,为秦始皇。那年他统一中国后,便踌躇满志巡行各地,并在名山大川刻石记功。从此,中国又添一国粹,神州风景线上,便有了许多人文点缀。更珍贵的是,碑文中有关政治经济人物及文化活动的记述,便是成文的历史。在山青水秀景色迷人的贵阳百花湖畔,一个叫“中十”的村寨里,也有了一座建于明初的庙宇灵永寺,寺中也有了一块石碑。只是岁月的风雨已将灵永寺侵蚀得破败不堪,寺中的石碑也已经残缺不全,只留“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肇锡以名……并谓神灵地灵人亦灵也……修庙纪念皇孙避难……”的文字依稀可见。却依然能让今人穿过时光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随求”与舍利瘗埋制度

<正>一问题的提出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中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物品,其种类与地宫中一通名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以下简称《衣物帐碑》)的石碑内容可以相互印证~([1])。在此碑文记载的众多名物当中,有“随求六枚共重二十五两”的记述~([2]),长期以来,有关这六枚“随求”的记载,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它是指地宫中出土的两颗水晶珠,其象征意义为古代的“随侯之球”,并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简帛的出土是中国 2 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这里所讲的简帛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的 :就材质而言 ,它指文献记载中通常所说的“书之竹帛” ,即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有墨书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 ;就文字而言 ,它仅指汉语言文字资料 ,而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内。《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 ,有册有典”的记载 ,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殷商时期便已有了记录史事的典册 ;根据王国维的考证 ,“以帛书写 ,至迟也在周季”(《简牍检署考》 ,云窗丛刻 ,1914年 )。从目前已出土的实物来看 ,简帛主要属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物。一个世纪以来 ,随…     

"鲜卑山"考源

一、关于“鲜卑山”的几个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经过长期查访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鲜卑拓跋氏在《魏书》中记载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用他自己的话说：“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陈连开先生也评价道,鲜卑“嘎仙洞”的发现,“解答了史学上一个千古之谜”,是“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2的确如此,鲜卑“旧墟石室”的发现不仅为鲜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坐标,同时为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从《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论木兰身世、时代与故里

河南商丘虞城县周庄现存《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石碑一通,为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所立。碑文记载了木兰的姓名、籍贯、事迹,并对其身世、故里等作详细的“辨证”。此碑是目前所见最早考证木兰生平的实物资料。     

綿竹三溪寺

三溪寺,古名广安寺。坐落在绵竹城西三十华里处的土门乡梅子沟。据《绵竹县志》记载,该寺始建於北宋祥符年间,并有明代碑文可证。当年开山祖师玉川长老眼光不凡,将寺庙建在这个环山面湖,清流翠帐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多少文人雅士在这里题咏抒怀,流连忘返。下面引明代杨升庵《三溪寺》诗,以见一斑。巍石山前寺,灵泉胜复幽, 紫金诸佛相,白雪老僧头, 湖水生寒月,松风夜带秋, 蜀王三箭发,射水济民忧。四川明代状元杨升庵的诗,描写三溪风光的主要特点是:“幽”和“胜”。寺前的巍     

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

历史学和考古学上最先使用的是“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两个概念,作为专业术语,它们受到过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规定。“史前”（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的概念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人类历史;“史前史”的概念,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之人类历史;“史前史时期”（ｐｒｅ...     

法门寺的起源与拓跋育——从法门寺北周碑文来分析

有关唐代名刹法门寺起源的史料,目前有两条受到学术界高度的重视.其一是见于唐大历十三年(778年)立于寺内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铭并序》碑文中的有关记载.即“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口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其二是见于1987年春天从真身舍利塔地宫发现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的记载.即“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上述两幢碑文中所看到的“大魏二年”和“元魏二年”,再结合后文中出现的拓跋(拨)育来分析,使人最容易将两者推测为同一年.那么,大魏(元魏)二年究竟是指哪一年呢?围     

桐柏水帘寺重修经过

水帘寺位于桐柏山腹地、淮河源头、桐柏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水帘洞下,始建年代无考。据碑文记载,该寺于宋元祐戊辰年（公元1088年）、明嘉靖戊申年（公元1548年）及清乾隆癸亥年（公元1743年）均有重修。民国年间,这座屡遭兵燹匪患的寺院业已荒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僧人在此结庐居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僧人离散,千年古刹湮没于枯木败草之中。     

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敦煌文献P.2977记载了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情况,内容可与唐代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并可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以之为据,结合20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并参稽佛教典籍及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地理方位、兴建年代、演变历史及保存现状等,大都可以稽考。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失考外,其余十五座都有遗迹可寻。这些塔据说都是根据印度阿育王塔原型仿制的。根据敦煌石窟壁画、云冈石窟雕塑,尤其是鄮县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及近期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为宝箧印塔。     

金陵历代高僧法师谱

近日,各方文物考古专家盛赞南京千年阿育王宝塔惊世出函,称其为世界上体形最大．工艺制作精美绝伦。从出土碑文提到的佛顶真骨、诸圣舍利等,可以推测到塔里可能供奉的舍利,最早源于南朝,是历代舍利子的集成。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当时由于梁武帝崇奉佛教,建康（今南京）地区佛寺达700余座,僧尼10余万之众。成为举世闻名的“千年佛都”、“中国佛教研究中心”,     

民族之殇——历史上的文夕大火

长沙无心阁城楼下有—个警世钟,钟旁的石碑碑文如下：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实行“焦土抗战”政策。1938年11月12日,日军逼近长沙,长沙警备司令部奉命制定放火焚毁长沙的计划,并预定以天心阁举火为号。13日凌晨,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放火队员误以为信号,便四处点火,一场旷世大火骤然而起。     

从吐蕃碑文和简牍看吐蕃职官制度的差异

吐蕃时期的资料从文献载体上大致可分为碑文、写本、简牍等文献,资料大致分两类,出土于吐蕃本土即传统的卫藏地区的文献、和出土于吐蕃控制的敦煌、新疆、米兰等西域的写本和简牍。相对而言,由于写本数量比较庞大、篇幅长、内容复杂,所以笔者就把敦煌藏文文献这一部分给刨除去了,所依据的资料是吐蕃时期的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通过分析和比较出现于这两类文献中的官职名称,来看吐蕃王朝在吐蕃本土和吐蕃在向东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控制的地区实行的职官制度的区别,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两类文献,来看吐蕃实行的官职体系,笔者认为没有被碑文记载的一些官职体系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作为吐蕃时期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     

戒坛山常乐寺自来塔的式样复原研究

在北京房山区西北20公里戒坛山前有三组石头城,常乐寺建在南城,寺院北部原有石塔一座,名曰“自来塔”。自来塔已于百年前被当地人拆除,但塔的位置尚十分明显。笔者据明代成化十六年、成化十七年石碑考证,认为此塔十分重要。它是一座阿育王塔,建塔年代在辽或辽以前,塔为11层。笔者根据碑文记载和对石塔多年的研究,对石塔进行了复原,可以作为常乐寺重建的重要依据。     

闽台石敢当信仰及其文化意义

有关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日石敢当．以厌禳之”。此文化在闽台民间甚为流行．其意义是借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帮助人们承受各种实际的灾祸危险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带来的心理压力．     

西夏文字研究概述

随着文物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古老的西夏文物以其特有的民族特色日益为学者们所注目。西夏文的释通揭开了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继“敦煌学”、“藏学”之后,国际上又兴起了“西夏学”。由于汉文史籍对西夏王国记载的简略,中外许多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学者们不得不把视野转向西夏文字及其文物。西夏文字文物极其浩繁驳杂,现仅就其发见、类别及价值,择要述列如次: 一 当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驰入西夏王国都城时,这个王国覆灭了。它的文字却仍然流传了近三个世纪,到明代末期,再也无人通晓这繁难的文字。随着历史的演进,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初,这种久已湮没的文     

《贵州通史》(五卷本)出版

由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组织编修费时十载的《贵州通史》 (五卷本)近日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0万字,从贵州高原上有人类活动着笔,一直写到1999年。 全书分为五卷。第一卷——远古至元代的贵州。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所谓“史前时期”,该著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以人类的进化阶段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