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扬州运河

<正>扬州运河,位于淮水以南、瓜洲以北,是江北运河的关键段,是开凿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久、活态特征最明显的运河河段。起源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之时,大概线路走向为引长江水经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至末口入淮河,主要依照江淮之间湖泊河流相互邻近的自然形势,巧妙地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一条最初的水系。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扬州运河不断完善河道的渠化。据2013年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描述,“公元15—16世纪,     

民国时期辽宁省民众教育发展探析

民国时期辽宁省民众教育是在国家、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倡导下进行的,它以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国民简易教育等为主要推行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东北地区教育近代化.     

浅论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浪潮中兴建的民众教育中心机关,其主要职责为教育民众。近几年来学术界中对民众教育馆的关注逐步升温,但主要是集中在对其制度沿革或单个民教馆个体的研究上,而对在当时出版界有着重要地位的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却几乎没有提及,因而本文为此做一个试论。     

民国时期证券业的历史考察

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民国时期证券业兴起与发展、兴旺与衰落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民国证券业三起三落的基本特征,深入剖析了证券业几度兴衰的复杂因由;客观地分析了证券市场对发展现代经济的利弊,肯定了民国证券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青红帮发展因素考察

民国时期的青红帮,无论是成员的构成,还是活动的地域,都比清朝年间的青红帮有所发展。对于民国时期青红帮发展的因素,有些论者归之于青红帮成员对利益的追逐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用,还有的认为是蒋介石原来在帮会的原因。固然,这些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显然是欠全面而深刻的。笔者认为,民国时期青红帮的迅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其它方面的因素,本文拟对这些因素作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敬请问仁指正。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与经济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各族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苏发祥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五期上的文章着重论述了辛亥革命后至和平解放西藏地方的社会构成及经济发展特点。文章说,辛亥革命后,清朝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土崩瓦解,但多日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依然故我,官家、贵族、寺庙L层僧侣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十分缓慢,而且随着英帝国主义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英印货币在西藏的流通,西藏与英印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羊皮…     

民国时期江宁县民众反对废县及其原因解读

<正>在历史上,江宁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宁与南京的关系从古至今可分"合—交错—分"三个层次的关系,在民国时期,据《江宁县志》载:"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江宁府,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江宁、上元两县。民国二年,废南京府,设江宁县。民国三年5月,江苏省置金陵等五道,金陵道辖江宁等县,治所在江宁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废金陵道。6月1日正式成立南京市政府,6月6日命名南京为特别市,江宁县隶属江苏省政府。"1由此可看出     

民国初期新疆民众社会心态的重构：传统与近代之间

辛亥革命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政治变迁对新疆民众的内在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并在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上得以彰显和印证。民国初期新疆民众传统社会心态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的解体。     

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考察散记

东北抗日期间,一些抗日武装为解决战时经济问题,曾发行过自己的货币,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发行的钞票是其中较早的一种。当时辽东三角地抗区(图一)人民常以“老邓票”呼之。     

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

清代中期,民众为寻找新的谋生之地的自发性流迁行为非常活跃。政府对此实行了区别对待政策。在东北、台湾以控制民众进入为主导,但又非实施"封禁"政策,如允许内地灾荒流民出关谋生。对那些以各种形式流入东北地界者给予其或入籍定居或宽限返乡的选择。对在台湾居住年久、有业可就者不仅可取得定居权,且允许将内地眷属搬迁过去。在南方山区,基本上采取允许棚民进入谋生的政策,当然出于治安等考虑要将其纳入保甲等管理体系中,居住年久者还可获得入籍等权益。对自发入川、出口外等地开垦的民众,清政府基本持放开政策。另外,湖北、湖南西部改土归流后的地区也允许民众按照入川方式进入谋生。清中期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地民众的谋生压力。     

民国时期澳门的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迨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大力衰落。从１９世纪末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澳门经济有所振兴。１９２６年,葡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澳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官方兑换率”于１９２５年后一度被取消等多种原因,澳葡官员的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其中部分官员有所作为,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人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在１９２８年…     

民国时期澳门的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经济大为衰落。１９２６年,葡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人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国民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后,澳门与内地的关系有所改善,澳门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３０年代初期开始,澳门就进入发展较快、较为繁荣的新时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沦陷以后,穗港交通被切断,但…     

民国时期北京蒙藏学校缘起再考察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北京蒙藏学校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至今已近八十年。其间,可用的研究史料基本停留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回忆文章,使得不断发表中的论文、列有"北京蒙藏学校"辞条的各种工具书辞典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其中,对于该学校的成立缘起众说纷纭,错误百出,却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此是彼非的讨论。本文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相关各说,认为:北京蒙藏学校实由前清四所旧学,即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及理藩部蒙古学改设而成,与其他边疆教育机构并无多大关系。     

民国时期澳门的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迨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大为衰落。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澳门经济有所振兴。1926年,葡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澳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官方兑换率”于1925年后一度被取消等多种原因,澳葡官员的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其中部分官员有所作为,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人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在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与葡…     

乱与序:民国时期新疆货币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新疆货币运行及金融秩序总体上比较混乱,但混乱中又呈现货币现代化有序发展趋势。这是新疆政治格局连续洗牌在财政金融上的反射,又反映出新疆特有的地域、民族特质对于货币运行的影响与作用,使得边疆货币衍生出特别的意涵。     

民国时期广西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

民国时期,由于新桂系政权的倡导与抗战爆发后外来文化的传入,致使广西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观念凸显、生活观念更新、妇女就业与参政意识空前等。这些观念的转变,体现了广西社会的进步趋势。     

民国时期河北旗地管理机关人员考察

满清灭亡后,民国政府接管了河北地区数量庞大的旗地。为了增加税收,充裕国库,历届民国政府都对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在这一由国家主持的旗地私有化过程中,各级旗地管理机关所属人员的个人操守便成为旗地处分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

农民纷纷离开久居的村庄外出谋生,是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其时的农民离村,虽大多为连年的灾荒和不堪重负的捐税等因素所致,但农民离村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口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诚然,由于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多为生计所迫,迁徙的无序性,加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量的农民离村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浅谈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新疆,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新疆政府采取了救济措施,加速了社会救济的发展。本文对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的产生及其当时政府对难民、灾民救济采取的措施作一论述,并对救济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史语所学人是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所长傅斯年对学院化的经济史研究持包容立场。史学组主任陈寅恪与社会经济史也有所关涉。史语所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推与"食货"派渊源甚深的全汉升,何兹全、徐中舒、胡厚宣、劳干诸人均有独特造诣。他们的研究范围涵括上古、两汉和唐宋各个时段,侧重于商业、农业、财政领域。社会经济史成为史语所与20世纪国际史学新潮流的一个交汇点。史语所学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实证化特点,与该所注重史料的学风相契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化,开辟出唯物史观之外的另一种学术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