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10年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最具看点的莫过于中日两国学者对始自2006年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评价。2010年1月,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在经过3年多的共同研究之后,宣布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属于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人如何认识当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80-1989年,我国学术界主要简单介绍和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1990-1999年,集中探讨"家永教科书诉讼案";进入21世纪,则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实质、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重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注重借鉴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经验.     

"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5月31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40名学者与会,共向会议提交论文和主题发言20多篇.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历时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终于在2009年12月宣布结束了。在三年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学者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以比较冷静的心态就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就其中部分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公布了研究报告。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还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日本国内对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认知——为了历史学的回应

历时三年多的日中共同历史研究在日本社会及历史学界获得怎样的认知与评价。在《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以下简称为《报告书》）发表一年半以后,希望重新思考其意义与课题。     

2011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鉴于2010年组织国内外知名学者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及其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开展讨论或“共同研究”,获得了较大反响,故又在2011年连续组织了4期“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再探讨”的对谈文章,进一步使国内外学界了解了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环境,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

2010年1月，历经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一直是学界和媒体报道、讨论的焦点，笔者作为中方外部执笔人承担撰写中方报告中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参加了多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研讨会议，现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讨情况作一简述，并结合自身研究谈几点个人观察与感想。由于囿于个人观察和笔录，其阐述或挂一漏万，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构建和谐社会

对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是一个国家民族团结、各民族间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制定健全合理的民族政策,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增强民族间的团结。     

第四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22—23日,由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澳门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西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承办的全国第四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北京大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围绕两国间历史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南京暴行）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因此,中日两国问展开的历史对话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自然备受国内外各方的瞩目。     

新疆铜元琐谈二题

关于新疆铜元的研究，在近二十多年中已硕果累累，也给后学提供了一条学习捷径。作为货币史研究的新疆铜元，距离我们的时间不算远，仅仅一百年左右，历史资料相对也比较完整。笔者仅就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新疆铜元中的个案问题提出来，与同好共同讨论。     

“大明宫——世界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0年9月19日．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盛大开园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历史专家在西安举行了“大明宫——世界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大明宫遗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丝绸之路等有关历史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交流成果对于大明官遗址的考古、保护都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表现了世界各国专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丝绸之路的共同关注。同时也对东西方遗产保护理念进行了充分交流。     

浅析应用伦理学中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是迫于生态危机,力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际伦理中的"善"推延到人与自认的关系领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也是为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所提出来的,具有反思性和历史前瞻性。     

激荡融合 光耀千秋—从文物看历史上民族地区与中原的文化碰撞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由首都博物馆与湖南省博物馆共同承办,联合国内几十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大型展览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相对与之前一些大型文物展,此次展览选取的169件国家级文物瑰宝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碰撞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特别从艺术、宗教信仰方面,凸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多元文化交流,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将于11月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拟于11月举行。此前,《历史研究》编辑部已分别与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第一届 (2007年11月)、第二届 (2008年11月)、第三届 (2009年12月)、第四届 (2010年10月)、第五届(2011年12月)历史学前沿论坛。     

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纪念建党80周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纪念历史决议通过10周年。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历史决议,一是1945年七大以前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更加切近。只有很好地理解历史决议,才能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