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志看四川应对疫灾的机制

历史上的瘟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280～1949年），由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口迁移，医疗卫生事业匠乏，四川瘟疫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本文依据四川大学馆藏187种方志及相关史料，综合考察历史时期四川瘟疫的特点，探讨各界做出的种种对策，认为总体而言四川没有摆脱传统防疫体制的藩篱。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述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战斗力,开展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提出卫生防疫政策纲领,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厉行防疫活动,有效地防治了疾病,控制了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保障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北大核心CSSCI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中,哈尔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和传播中心,中俄在此围绕防疫的交涉也不断升级。为化解危机,外务部派伍连德等医学专家到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防疫。在疫情不断蔓延和俄方越俎代庖的双重压力下,经外务部和东北地方政府反复折冲,伍连德始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又历经法、英医生争权风波后,伍连德获得中国各级政府一致支持,领导哈尔滨防疫局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隔离检验等防疫措施。哈尔滨"全权总医官"的授予和具体职责的行使,是一个交织着中外各方、中央和地方、中西医学,以及官、绅、医之间的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过程,也呈现出清末东北地区在传染病冲击下的复杂历史面相。     

城市视觉形象调研分析——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

成都是一个时尚的城市,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相互融合的城市。提到成都,人们就会想到成都的悠闲、安逸和悠久的历史。成都的人和成都本身一样,给人一种随和、悠闲的感觉。他们喜欢打麻将、去茶馆喝茶,休闲活动多种多样。太古里作为成都高端的商圈,代表了成都的未来,也包含了成都的过去。是成都的代表商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人的生活意向。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

20 0 3年 6月 3 0日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该书撰稿单位《上海市卫生志》编者 ,各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上海通志馆馆内人员 2 0多人出席。该书主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通志馆负责人朱敏彦出席并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 ,《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是为了服务于当前抗击“非典”的中心工作。他说 ,尽管抗击“非典”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 ,给方志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方志工作如何更好地读志、应用地方志为现实中心工作服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而…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斗争

1942年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较为困难的一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日日面对日寇、汉奸这样看得见的敌人,也常常面对天灾等看不见的敌人。疫病,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陕甘宁边区,地处历史上的瘟疫流行区,由于闭塞和落后,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条件差,传染病的爆发年年都会造成人员的病、亡。延安1941年在春季流行的麻疹、百日咳,夏秋季流行的伤寒,使数百名干部及家属患病,十几人死亡.     

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正>在科技昌明、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横扫全球,顿令世界一片慌乱,不仅给整个世界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而且也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疫情,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历史上瘟疫的关注,而现代科技和医学并未能如人们原本冀望的那样比较快速地在抗击疫情中取得全面性的胜利,则又往往会促使人们将目光投向历史上的疫病应对,希望能从中发现对付瘟疫的灵感。故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种报刊刊发了大量关于探究历史上瘟疫及其应对,以及历     

东三省防疫处图书馆藏书印

哈尔滨医科大学图书馆发现原属东三省防疫处图书馆一部藏书,所钤两枚藏书印,一枚形制及文字均鲜见,另一枚则印证了防疫处的变迁,方寸之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该藏书的流传昭示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常设防疫机构的兴衰,为有关研究提供了佐证。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1950-1952年,受环境卫生条件和湿热气候的双重影响,各类突发性疫病在重庆交相肆虐,使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社会改造、民主建政等中心任务相结合,既成功遏制了突发性疫病在重庆的蔓延和流行,为广大民众构建起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又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实践,为新时代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民国时期 ,最早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防疫机构首推中央防疫处 ,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 ,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情况下 ,被迫辗转迁徙 ,前后经历了坎坷的 3 0年。通过中央防疫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旧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对卫生防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成立缘起自古以来 ,我国就一直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 ,伴随着痛苦与恐慌 ,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1 91 0年 1 0月 ,东北爆发了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鼠疫流行 ,疫情沿铁路很快蔓延至直隶…     

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论

<正>有史以来瘟疫便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梦魇般挥之不去。"当疫病在战时或平时成为决定历史关键因子时,"[1]人类社会历史往往被西方学者描绘成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无论如何,瘟疫曾深刻地     

论清代太医院的防疫职能

清代瘟疫频发,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温病学派及其理论的发展。作为"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的太医院,在保持固有职能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研究中,且因之而发生了职能上的重要转变。清代太医院已把瘟疫防治初步纳入医学人才选拔和考核体系,并适时加大其内设机构职能的调整。太医院在精研、制配防治药品和引方等以指导各地防疫抗疫的同时,"施药"成为其重要职守。雍、乾时期形成的颁赏锭子药"成例",特别是乾隆时期将医生随征、药料备办纳入《钦定户部军需则例》中,为国家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以及边防镇守、河道、漕运等事关国家安全体制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强力保障。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

近年来,由于受到瘟疫流行的影响,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为历史研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在探讨西欧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①以黑死病作为瘟疫研究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瘟疫像它那样对欧洲影响至深,引起人们那么多的猜测和争论。关于欧洲黑死病的探讨在国内学界刚刚起步,但是西方学界对黑死病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场黑死病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关于它的论著至今仍不断出现,新的观点和争论也层出不穷。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争…     

试论罗马帝国时期的瘟疫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大瘟疫,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时期,文献记载了五次瘟疫,大批的人死去,社会上产生空前的恐怖和慌乱。与此同时,上帝治病的神力、教徒救治病患的行为和基督教义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于是,刚刚诞生的基督教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进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     

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

正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在这之中,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灾区医疗防疫志》资料长编审稿会召开

2010年1月26日－29日．卫生部与四川省卫生厅在成都召开《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灾区医疗防疫志》资料长编审稿会,省相关厅局、重灾区撰稿人员和负责人、卫生厅相关处室、直属单位人员、卫生厅灾区医疗防疫志编辑办公室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共40余人参会。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水巷小桥多 人家尽枕河——苏州平江路印象

苏州市平江路、山塘街,无锡市惠山老街、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扬州市东关街,经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后由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中国文物报社推荐评选,分别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本刊以专题形式推出以上5条历史文化名街,介绍给国人、展示给世界。这5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名街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充分发掘名街的＂名＂、＂特＂之处,突出名街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内涵、广泛的社会影响、鲜明的发展活力。名街承载着历史文化的沧桑巨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苏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为后人留下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