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点滴忆亦侠

亦侠在贵州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年,也就是700多天。700多天在人生旅程中是短短的一瞬间,它可以无所作为而过,留下一声“时光易逝”的叹息。但对亦侠来说,它却是闪光的一瞬间,给贵州的干部和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亦侠来贵州时我已离开省委去了政协,除参加省委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平时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但总觉得他的一言一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人愉快、信服,乐于与之相交相处。他刚来贵阳那天下午,我按通知去云岩宾馆见面。出现在我眼前的新省长是一个敦厚、朴实、精力充沛的中年人。当刘方仁同志将我介绍给他时…     

风范长存——缅怀申云浦同志

我省优秀的领导干部申云浦同志于1991年5月13日零时15分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申云浦同志生前很关心文史工作,大力支持贵州文史研究馆的事业。贵州文史研究馆创办的《贵州文史丛刊》、贵州书法函授大学、贵州黔风诗书画社和《贵州通志》校点工作,都得到他的支持。贵州书画函授大学和黔风诗书画社聘他为名誉校长、名誉社长。由他牵头发起成立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推举他担任理事长,每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处理有关会务。此外,文史馆的各项活动,他只要接到邀请,一定到会。在1988年文史馆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他兴致特高,不顾自己严重的肺心病,引吭清唱京剧《打渔杀家》,博得全场喝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申云浦同志就病重卧床,再也没能到文史馆参加活动了。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真实的少奇同志

我多年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对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少奇同志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少奇同志有他自己的特色,不是很活泼,有一点内向,但是他对人很真诚。1958年5月,由乔木同志推荐我调去少奇同志那里。我那时在办     

悼杜松竹同志

哀乐声中,我凝视躺在遗体告别仪式中的杜松竹同志,晚期胃癌折磨得瘦骨嶙峋,完全变了形……这就是年近耄耋仍然活跃在贵州史坛的杜老吗?不!不应是这样。这与脑海中那位满面红光,身着短裤,奔忙于市内、省内、海峡两岸,为宣传贵州而勤奋写作的杜老,是多么的不协调。杜老是累病的,是强烈的事业心耽误了治疗的。多好的一位同志走了!从80年代起,我就与杜老相识。十多年来,他为《贵阳文史资料选辑》和《贵阳文史》撰写了近百篇质量很高的稿件。他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在近现代史的花圃里到处奔忙,采集花粉酿成蜜。他把贵州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大事,把贵州有建树的志士仁人和光辉业绩记录下来,传诸后世,结下了丰     

雍文涛同志二三事

雍文涛同志病逝广州的消息传来,感到惊讶和悲痛。翻开1993年第6期《贵州文史丛刊》上他留下的两张照片,这是应文史馆和历史文献研究会的邀请,和夫人廖志同志来座谈,听这位文献会顾问,发表关于贵州文史、文献工作的意见,他翻阅了《贵州通志·前事志》和《文史丛刊》,赞赏贵州近十多年来在研究贵州和宣传贵州的工作中,做了一些实在的事。就便还到我家里看了自198O年贵州修志以来,上架的一百多部志书,慨叹地说,在北京不知道贵州修志已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接着又说：“我的年岁已上SO了,也许这次回家乡来,是最后的旅程吧！”真不…     

在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时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贵州,特别是来贵州省方志办看望大家,同大家座谈有关地方志工作的问题.首先,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陈奎元同志,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 我这次来,应该说是来还愿的.这几年每当地方志系统开会,彭主任都邀请我来贵州,我也都答应.我是很喜欢往下跑的,特别是分管地方志工作以后,下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全国到处都有方志办,要想下去很容易.但我的主要工作不是地方志而是当代史,实在难以抽出时间到处跑.这次利用到遵义开会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来贵州的愿望.当然,我想来贵州也不仅仅是因为彭主任的邀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贵州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越是这种地区的地方志工作,越需要中指组给予关心和支持.     

薄一波与聂荣臻的战友情

1996年3月18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深怀念荣臻同志》,深情地回忆起他与聂荣臻的最初往。“我与聂荣臻同志初次相识是在1930年初。那年,我见到他时,党中央刚撤掉了顺直省委书记张刃,另调贺昌同志主持省委工作。贺昌带来了一大同志,有阮啸仙、陈复、聂荣臻等。荣臻任组织部长参加北方军委的领导工作。那时我任北方军委常委专做瓦解敌军的兵运工作。荣臻对兵运工作很关心曾先后两次约我谈话,每次不超过半小时。第一次话,我除了汇报北方兵运情况外,试探地提出做军工作的问题,想借此了解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看来他似乎不感兴趣,没有说什…     

回忆刘澜涛同志二三事

今年是刘澜涛同志百年诞辰，我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近十年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就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邓力群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正2015年2月,邓力群同志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想起他,我就心潮难平,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情形历历在目。1982年10月,我调到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从1990年起经历了邓力群同志参与组建国史研究机构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整个过程。邓力群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他是以对国家、对历史和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组     

回忆刘少奇在平山的两次谈话

我跟刘少奇同志直接接触,是在1947年的平山。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陕北,少奇同志主要抓的工作是土改,我是土改工作团的成员。我们到了平山,中央准备开全国土地会议。我抓到的点在平山附近,这是少奇同志很关心的一个点,我们有事就向他汇报。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两次谈话都是在那时谈的。     

困难局面下顶着逆风照样前进

<正>杜润生同志不仅是属于农民的,他也是知识界的,是科学界的。1956年2月,我从经济部门调到科学院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杜润生同志,到现在46年了。我不仅是他的晚辈,也是他的徒子徒孙中的一员,今天我看到杜老90高龄,身体依然健康,思维依然敏捷,特别是看到农村改革展示了新希望,我很高兴。我在杜老身边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朝夕相处     

我所保留的宋绮云狱中遗文

1946年11月至1947年春,我由重庆中美合作的集中营渣滓洞转移到白公馆楼下,我的牢房就在宋绮云烈士住的牢房斜对面。他与爱人徐林侠、孩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住在一起。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江苏邳县人,家庭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六期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他     

孫右铭致鲁迅

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着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想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视,来暖暖内地许多弟兄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时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时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     

雍容揖让 贤者风范——我眼中的周巍峙

我是在1977年8月下旬认识周巍峙同志的。 有幸的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中,我除先后在艺术局工作数年外,从80年代初开始,曾在巍峙同志身边当过几年秘书;1988年离休后,又一直在他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史料征集、编辑工作。虽说而今我也已届古稀之年,却依然跟随在他的左右,为史料工作作贡献。 就我所知,半个多世纪以来,巍峙同志在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所接触到的人群,真是多如繁星。凡与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去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今年1月29日突然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我未曾见过习仲勋同志,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几天,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     

悼郑振铎同志

我同振铎同志一起工作了六年。他为人坦直,做事认真,有自我批评精神,在政治上进步,靠近党。记得在整风贴大字报时,他很原意听取大家意见,同我们一起,在深夜中,仔细地阅读大家对他写的意见,并且自己也写大字报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对大家提意见。在整风后期,领导同志间进行思想检查时,他也很虚心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想说的话,他在自我批评中都基本上讲到,而且态度十分诚恳,这就大大地教育了我。     

无法忘却的贵州文学

正潘年英(侗族作家、学者,以下简称潘):你作为我们贵州的出版家、作家,我们来谈谈贵州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卢惠龙(以下简称卢):这个题目很辽阔,很宏大,远非我能力所及。我只能谈近50年来,我个人对贵州文学之所见,就叫一孔之见吧,这是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见解,不代表别的任何人或团体。片面是难免的。我从小是文学细菌的带菌者。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路过新华书店,就进去,站着,读严辰、公木、邹荻帆、袁水拍、徐志摩、普希金、拜伦的诗,也注意本土的文学。上世纪50年代,我知道贵州有个蹇先艾,他是1926年开始写作的,     

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

2005年9月6日,董存瑞生前战友、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于当日凌晨走完了他87年人生旅程,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逝。早在今年春节时,沈阳的老战友、郅顺义在干休所的邻居吕哲民,已在电话里告诉我:“老英雄(数十年来战友们都这样称呼郅顺义)患胃癌住院了。”但听到讣告后,我仍然感到很突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这些天,郅顺义同志的音容笑貌、他的许许多多事迹,一件件一桩桩浮现在我面前。我有幸与郅顺义长期在一个部队、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党组织生活,后来又多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50年来,他一直教育、激励着我,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郅顺义同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