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料和考据

一史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即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以后,才破天荒的变为真正的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不是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来夸夸其谈,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去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历史科学的研究,既须详细占有材料,那么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研究是历史科学工作所不可少的,史料学是历史科学开步走的第一步。在历史科学工作中,不只要求史料丰富,更重要的     

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     

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

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梁启超曾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 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     

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

《历史研究》编辑部:我是中华书局的退休编审,也是贵刊多年的忠实读者。读了贵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以下简称《近》)一文,对将建国后的史学家划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和“史料派”,有些不同的看法。零星片断,难成系统,不足成文,仅供参考。一、《近》文所谓“史观派”,是指早在建国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而言。作为史学家,他们只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来研究历史,并没有否定具体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作为“史观派”领袖人物的郭沫若,本身就具备极深的史料考证功底。他在上世纪以考证方…     

介绍《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兼谈发掘国外史料问题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一定的必要的资料,历史研究就无从做起。资料越丰富、真实,越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者,都必然高度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要发展我们的历史科学,需要不断发掘和整理新的资料。     

史料考证浅说

做好历史研究工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大量的可靠的史料。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研究工作者必然要走错方向。另一方面,史料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没有足够的史料为依据,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无所施其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解决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总要搜集史料。有了史料,这里指的是文字材料,而后就其性质和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分别加以鉴定。这项工作叫做史料考证。考证的     

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讨论 ,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我看似乎尚不在于给中国古代社会定一个什么具体合适的名义 ,而在于端正下面这样一种认识 ,即要不要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要不要把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亦即我们的国情放在重要地位的问题。因为至今仍有不少人把不按照主要是西方所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视做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行为。从事情的来龙去脉看 ,“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中国的提出 ,是同否认中国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国情亦即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当年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宣传马…     

王国维殉清说质疑

一王国维是近代一位有名的学者。鲁迅先生称他“是老实人”,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同志推崇他是“新史学的开山”,“很有科学头脑的人”。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殷周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对于古典文学和古典戏曲的研究,也有突出贡献,至今犹为人们所称道。但是,王国维却在1927年突然自杀了。     

谈谈史料与历史教学

一史料的搜集史料,即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有:实物的(如考古遗迹)、文字的(各种铭刻、文献与著作)和口传的(如民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要做到言必有据,没有空论,事皆可征,没有臆说,则必须从     

历史教学与发展学生智力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教学与发展学生智力问题的讨论,这是教育科学发展的新课题。我们对历史教学的研究,亦应展开讨论,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历史课的教学质量,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学生智力发展,为实现“四化”加速培养人才,是有一定意义的。历史教学和学生智力问题的认识什么是历史教学?郭沫若同志说:“历史发展是辩证式的发展,历史研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然后才能成为科学。历史教学是要以经过科学整理的历史来教育青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学校教育的中心是教学。历史课教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指出:“中学历史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     

对开展近代史书评的几点浅见

书评具有发扬学术民主、推进科学研究的重要功能,也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一种形式。开展书评,十分必要。对历史著作的评议,必须坚持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史料。梁启超曾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故历史研究者必须占有史料,其科学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

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历史的、批判的史料学研究,是历史科学的第一步。这是因为,史料既是历史和史家之间的唯一的桥梁,同时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和质量,不同的史料在反映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严格区分不同的史料,仔细辨别真伪正误,方能谈论历史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史料的两种不同类型及其不同的价值,明确“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概念,并阐明这一分类的标准和意义。史料的二分法是史料学的重大课题,无论从现…     

藏族古代史书编纂理论探析

古代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史书编纂理论。虽然历史上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从大量史书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史书编纂的一些原则:一是高度重视史书编纂的意义;二是作者要知识渊博,有能力承担编写任务;三是重视史料,既要广泛搜集史料,也要善于甄别史料;四是遵守述而不作的撰写方法;五是撰写态度要端正,在不违背佛经的前提下,要实事求是,不能有意歪曲历史;六是注重史书的社会功能,通过史书编纂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在专志总纂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新疆通志·广播电视志》于1990初基本完成,在总纂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修社会主义的专志,无须讳言,我们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修志,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我们在修志中要记述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借鉴历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服务,为我们的后人服务。同时,我们仍要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以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料为主,不能本末倒置。这样,我们编纂的专     

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族对外的扩张

一、周初经营南国与东征研究周族早期发展的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原因是由于周初保留下来的史料不多,而又没有地下的资料可资印证;虽然诗经中保留有一些周代人歌颂他们祖先的诗篇,但这诗篇中保存的史料却很片断,而且又是出于后人所追述,我们想从这样片断的材料中来重现周族早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大雅诗及周代人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周族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此商族要原始落后,这是可以肯定下来的。周族自不以后,居住在今甘肃阳一带,是和羌族处的。他们两族之间,间系相当密切,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