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戴安澜将军

戴安澜将军是抗战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周恩来先生曾为他写下了“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挽词。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将军

我的老家是河南南阳,我的父亲尹心田,生于1903年,1922年投军冯玉祥部,在河南开封加入冯玉祥的"陆军十一师"学兵团。从1923年起,即被冯玉祥将军调到身边工作。1926年随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访问,并遵照冯的指示留苏学习军事,主修炮兵。1928年底奉命回国,历任冯的机要参谋、传令队长、钢甲列车大队长、交际课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我所知道的熊应堂将军

正今年,是我脱下军装整整50个年头,每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八年军营生活的情景。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军部机关给军、师级领导干部开车,经常接触高级干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地影响和教育我成长,感触最深的,还是开国将军熊应堂。1965年底,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调到驻浙陆军二十军担任军长,司令部管理处安排我给熊军长开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老军人、老首长的形象,我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所知道的冯治安将军

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鄂西前线壮烈殉国后,即由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继任总司令。我的父亲尹心田,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官处少将处长。1940年冬,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从湖北钟祥快活铺迁至湖北南漳沐浴后,鄂西前线进入一个相对平静时期。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也随军生活,与冯治安有近8年的近距离接触。由于那时自己年龄较小,加之年代久远,现仅能就印象较深之事作一简短回忆。孩子们眼中的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在沐浴安家之后,为解决随军家属子女的上学问题,恢复了原有的随军子弟小学,校长就是总司令冯治安。我所在班…     

我所知道的郭沫若先生

众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是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可是,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和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平起平坐、过从甚密,其中几件趣事,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我所知道的“共和国将军喋血案”

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一句：“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我知道的名流佚事

我年过八十,先后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日报社、煤炭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和工作,耳闻目睹许多事件,接触过许多知名人士。     

杨斯德将军所知道的韩练成

杨斯德将军89岁高龄,是我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敌军工作者和领导人、海内外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陆军少将,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采访时,杨将军回忆了他与韩练成将军以及有关莱芜战役的往事。     

我所知道的方毅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身材削瘦、精神矍铄的科技界领导人时常陪同邓小平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就是中国科技界改革开放初期的领航人物方毅。方毅,又名方清吉、方静吉,1916年出生于厦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经历     

我所知道的张灵甫

张灵甫是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于1947年5月中旬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人民解放军击毙。这支被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七十四师的覆灭,当时震动中外。我与张灵甫共事多年,对他应该是了解的。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我所知道的任弼时

正2012年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08周年,他离开我们已有近62年了。他是1950年10月27日逝世的,当时年仅46岁,可谓英年早逝,令人痛悼!他是中共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之一,在我国革命斗争和创建新中国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所知道的皇甫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之后,国内出现了要走回头路的声音,重提阶级斗争,反对“和平演变”,不再提改革开放。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此时,《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耍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干重浪,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争论风起云涌,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才一锤定音。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我所知道的钱毓

塔克拉玛干那边是“海”,是神秘之海。 钱毓便从海那边走来。 这位参加’93中英穿越“死亡之海”探险的中方唯一女性,历经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困苦和奇险,与其他男子探险队员一样,完成了穿越沙漠和采访任务,被英国人誉为“东方鲁滨逊”,并载入世界探险人物的史册。     

我所知道的华罗庚

在协助华罗庚工作长达十年之久的岁月里,作者深切感受到华罗庚的智慧、才华、理想、追求、道德、修养。尤其是华罗庚在生命最后时刻所表现出的忘我精神,令人无比敬佩。打开记忆的闸门,在细节描述中再现伟人风采……     

我所知道的胡可

一次,在饭桌上与胡可、杜烽边吃边聊。我忽吐出一句杂感,说：“京剧有点怪,有时故意往别字上念。比如,常把‘脸’念成‘减’。”杜烽接过去说：“不,我小时候上学,老师就教我们念‘减’。”胡可听了,很不屑地“哼”一声说：“什么你的老师!”杜烽见他这样,马上睁圆眼睛：“我的老师,怎么了?”胡可把脸再沉一沉,才说：“你的老师是个戏迷!”我“噗”地一声,几乎把饭喷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