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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明”不是“秘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顷读《文物》1987年第7期载裘锡圭先生文,他认为汉墓所出漆面罩应称"秘器",亦即"温明秘器"。按以温明混同于秘器,始自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六"温明"条,系据《汉纪》立论。王氏好执《汉纪》以攻《汉书》,屡有所失。如改《汉书·淮南王安传》之"离骚传"为"离骚傅(赋)",即系缘《汉纪》而致误,杨树达先生辨之甚核(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且王氏于汉代棺具、敛具未曾寓目,情况容有所未察。近来连年发掘汉代大墓,棺具、敛具之定名问题确有实际意义。因略陈管见,请裘先生与读者正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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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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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朋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6)
梅尧臣是宋代重要的诗人,但梅诗在后代的流传中却漶泐残夺,编纂也杂出无章,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近代以来,夏敬观先生首推宛陵诗,后来朱东润先生赓续夏先生未竟之事业,在吸收和保存了夏注珍贵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撰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是梅诗笺注的集大成之作.笔者仔细校阅了《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一书,发现《编年校注》犹有未尽善处,遂一一按稽勾勒,稍加考证,汇为此编,庶期略补苴其小疵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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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045《乌鸣占》序言中,乌鸦被人们视为"天神鸟",尊为"天神使者",其叫声是传达"尊神"意旨的一种方式,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并与对应事物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在传统的中原汉文语境中,乌鸦因反哺之德不仅被视为慈孝之鸟,而且还是带来吉庆喜讯的祥瑞之鸟,因而在唐代社会中广泛流行着奉乌祈福的风气。同时,Дх.6133《祭乌法》中的牛乳和安息香,作为祭祀乌鸦的供品,同样见于P.t.1045所见的"多玛仪轨"中,这说明有关乌鸦地位以及民众敬奉乌鸦的描述,藏汉文献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因此,P.t.1045《乌鸣占》来自汉文鸟占传统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飞鸟献瑞现象,以及在各种物资财赋档案和行政文书中作为曹氏长官签署而使用的鸟形押,很可能都是吐蕃时期鸟占流行与积淀的历史产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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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是北宋中期的着名诗人,与同时的朝廷要臣、州县官员及诗文大家都有较多往来,应酬唱和诗篇不少。20世纪70年代末,朱东润先生对梅诗作了系统编年校勘,并广采夏敬观先生成果,为之补注,以《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时过二十余年,笔者对夏氏、朱氏未能厘清的人事略有心得,遂逐页排比对照,撰文名为《再注八十四则》。卷页与诗题均按朱先生原书开列,诗题後括注《全宋诗》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所收梅诗页码。狗尾续貂,敬待高明不弃教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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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平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6)
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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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赋》非伪作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束景南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5)
《太玄赋》是研究扬雄太玄哲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向来不认为是伪作。《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文集》第二辑载郑文先生《读扬雄太玄赋献疑》一文（以下简称“郑文”）,定《太玄赋》为伪,举四条以证《太玄赋》非扬雄所作,进而对扬雄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按:此文早在1957年《争鸣》第四期发表过）;以后又在《文史》发表的扬雄著作目考定文章中,将《太玄赋》作为伪篇剔除。这就有必要认真考辨一番。按郑文所举四条证伪依据,没有一条能成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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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4)
余读杨抑桥先生《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2月版),稍有笺记,不揣浅陋,取其中五事,以就正通学。 1.《儒效篇》:以容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167页) 杨柳桥曰:按:容俗,宋本作“从俗”,今从元刻本作“容俗”。容俗,即“庸俗”。“容易”之“容”,正字当作“庸”也。 按:宋本作“从俗”,当从。杨氏反从后出元刻本,并以“庸俗”释“容俗”,失之远矣。《非十二子》篇:“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 《王制》篇:“立身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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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真宗时期进士。提起范仲淹,人们很快会想起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能够在封建官场的污泥里洁身自好,是少有的表里如一的封建时代为官楷模之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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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检《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若干讹误,今以《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等史料校之,兹辨正如下: 该书第216页云: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济先生,河津(今属河南)人。按:(一) 与弼字应作“子传”,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疑“传、傅”形近而误。《辞海》(修订本)亦作“子傅”,误。(二) 与弼号应作“康斋”,见《明儒学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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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4)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四记延安发现竹化石: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巳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按指《闻见后录》作者邵博父邵伯温)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按邵伯温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之学也.”盖子厚早出康节(按指邵温的谥号)门下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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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14,(11)
<正>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为注《左传》经典之著。然而宏篇伟帙,难免有疏漏、舛误,《注》中涉礼之文,尚有商榷之处。一桓公五年《传》:"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杨先生《注》云:"雩,祈雨之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页)《说文》云:"雩,以祈甘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012页)杨先生释雩为祈雨之祭,不误,但不确切。确切地讲,此雩为祈谷礼,亦是郊天之礼。"龙见而雩"者,杜注云:"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夏四月,即今农历四月,此时阳气上达于地,农作物正生长旺盛之时,需甘霖滋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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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比興箋》是一部作者歸屬有争議的著作:一方面自清咸豐五年(1855)初刻本(下簡稱“刻本”)開始,即署“蕲水陳沆撰”;一方面自該書刊行起,即有“實魏默深先生之作”的傳聞。如楊守敬《與豹岑書》云:“吾鄉陳小舫為其尊人刻《詩比興箋》,實魏默深先生之作(原注:江南人皆知此事。敬以默深先生《詩古微》照之,其說至確)。當世不議其假託,而稱其孝思,況迂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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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宜杰先生的《"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于前年在台湾出版,笔者寡闻,于今方从其《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一文中才得知有此大著。侯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算卓然大家,关于晚清新政和袁世凯的研究,也是攻此课题的学者必读之作。我无幸拜读《神拳》一书,但粗阅《义和团:在"灭洋"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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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人对《梁王兔园赋》的评价与原文残存状况 《文心雕龙·诠赋》云:"观夫荀结隐语,事义自瓌;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在荀况《隐语》(见《荀子·赋篇》)及宋玉赋之后,即提到枚乘的《兔园赋》,其评价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之上,也比对贾谊《鹏鸟赋》的评价更侧重于艺术表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