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1957年他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胡志明献过花;"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第二年他父母被打成右派,送到海南岛     

怀念马洪

正《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所载《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勾起我对往事的几段记忆。马洪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的直接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划为右派离开经委。(一)初识马洪我认识马洪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被教研室主任找去,他郑重地告诉我:     

就这样,我爱上了梁思成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 小组绘图。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前夫程应铨被划为右派,我不得 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尽管如 此,我的工作还是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 工作。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 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 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老照片引出的记忆

每逢翻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就有说不清的痛楚。22年的伤心往事经常在脑子里重现。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深秋。是我在河北省怀安县农场被劳动改造时,受命往县城造纸场送玉米秸时在照相馆照的。我怎么从北京到了怀安县?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任文化生活组组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这个右派是怎么给定案的?说起来心如刀扎!1957年夏天,我到河北省深县东杜家庄,接我养病的妻子回京。正遇上社员们闹分社,他们觉得高级社统一分配不合理,他们村吃亏,想从高级社里分出来单独核算。联村社领导不同意,批评他…     

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反抗——对话屠岸

儒家思想和逆来顺受人物周刊：据说《生正逢时一屠岸自述》被您删了许多,是否为了笔下留情？ 屠岸：也有。比如有位大诗人,我非常敬重他。他的夫人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在书中都写到了。当年他们刚结合不久,诗人就被划为右派。他夫人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一直跟着他去了黑龙江、新疆。他住在地窨子里面,无援无助,几度想自杀,如果没有他夫人,他可能就死了,也就没有他晚年的复出与一段辉煌。     

忆“反右”时的公审大会

生活书店最近出版了已满九十五岁高龄的曾彦修同志的一本书,书名叫《平生六记》。我拿到彦修同志的赠书后,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掩卷长思,感慨万千。全书文字不长,七万字左右。作者如实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件大事:"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这《六记》着重写了后两记,即《四清纪实》和《反右记幸》。主要是《反右记幸》这一篇,曾老把1957年"反右"时,他在人民出版社是如何被定为全国第一名"党内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被批斗的情况,     

读者来信摘登

不久前,我在上海《报刊文摘》上读到该报摘编贵刊的一篇文章,题为《杨绛不起哄》,文中写道：１９５７年,吴晗、肖乾、浦熙修、姚芳藻都去鼓动杨绛大鸣大放,幸亏杨绛不起哄,……这几个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这篇文章有两处失实： 一、我是１９８０年因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去拜访钱钟书时,才见到杨绛一面的。在这之前,我从未见到过钱钟书和杨绛。１９５７年,我与浦熙修根本没有去鼓动杨绛鸣放过。 二、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没当过右派,众所周知,吴晗是因为６０年代写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落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     

姚雪垠在东西湖农场的日子

1957年发生在中国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运动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访吴祖光先生

我知道吴祖光先生的名字,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时节,我在重庆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学院读书,报纸上载出祖光先生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使同学中不少文学爱好者纷纷议论,有的说毛主席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不就是他在当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时发的吗?他怎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说:“这位神童倒霉了……”说他是神童,是因为他写出《风雪夜归人》剧本时,才20岁。此后听说他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     

艾青下放:吃了羊蹄又吃死猪

1957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右派分子的稿费,虽然是艾青(中国现代诗人,代表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的稿费已经拿到手了,但是作为艾青的妻子,我还是不得不为一家的生计犯愁。艾青被划为右派后,中国作家协会没有给他发一分钱的工资。幸亏有了这笔稿费,我们一家的生活才得以维持。艾青说,这是从天上飞来的福。     

团泊洼改造生活实录

<正>谁与谁结缘,定是上苍有意。一日在某画店,偶遇河北日报社年近八旬的老美术编辑刘明义先生,彼此投缘,他说我听。他除了以一个国民党兵的身份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之外,还有20年的右派生涯等等一大堆经历,故事真切、奇特,为局外人所难料想。"国民党兵"那点事儿已经在今年第一期《文史精华》上发表了,下面就把他"右派生涯"的故事原原本本录下来,以广见闻。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文坛伯乐李清泉

正称曾任《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编辑部负责人的李清泉为文坛伯乐,可以举三个例子。一是汪曾祺。汪曾祺不是新作家,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到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他的文才被江青看中,参加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创作。江青倒台后,他也受到两年审查。1980年重拾旧技,写出小说《受戒》,自感不合时宜,只在朋友间私下传阅。京剧团有一同事到北京市参加会议,无意间说起有     

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     

几多坎坷几分光彩--记我的伯父胡家博

我伯父胡家博是著名学者、“大右派”黄万里的弟子,因为替黄万里辩护也成了右派,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专程采访了伯父,并在其《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和《追寻黄万里》两本书中都给了伯父一定篇幅。当然,赵诚关心的是伯父所了解的黄万里。但是我觉得伯父的一生,除了与黄万里的那一段关系外,也还有不少坎坷、不少光彩,尤其是在已近退休之年还为中国闯进伊朗水利设计市场,也是为中国水利设计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立下了头功。他应当算是那一代与多舛命运抗争的很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吧!因“保黄”而成为右派1957…     

忆“三同”张老——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     

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笑间“钦点”了不少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讲话中被数度提及,次数甚至超过了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毛泽东口中,他或是和别人一起出现,如“是走章伯钧、罗隆基、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