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闪亮的宝石”

正"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名字在中国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前半段,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医学、教育、公共卫生、乡村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基金会资助建立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也得到其资助;参与过"北京人"的挖掘考古工作;资助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家……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次年就决定在中国建立大型教育和医学项目,创办了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堪称一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被     

临死时家财万贯就是死得耻辱

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美国慈善事业的黄金英雄时代”。一些工业大亨建立起与19世纪家庭慈善组织完全不同的大型基金会,打着“科学慈善”的大旗,启动美国的“慈善革命”,其中最富传奇也最有影响的是“钢铁大亨”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向: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使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由注重西方外力冲击转向中国内部发展,完成"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第一次转向;进入21世纪,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显现出由综合化走向碎片化,由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由"中国中心观"到"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转向。     

跨国史视角下的美国私人基金会:既有研究和未来趋向北大核心

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大型私人基金会,有着巨大的规模和高效的管理模式,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它们的非政府和跨国性特质使其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点对象。在跨国史的视野下,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路径:一是考察基金会在知识生产、公共卫生、人口控制等跨国事务中的角色;二是探讨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基金会如何介入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三是检视基金会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及其与美国全球权力成长之间的关系。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为基金会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展示出跨国行为体对世界历史和各国发展的重要影响,有助于进一步补充和深化美国对外关系史和20世纪国际史的研究。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纳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使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采取种种措施,化解了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了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国的高文化素质难民潮,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移转。     

全球化视角下美国内战与南部“棉花王国”的兴衰

19世纪是美国高速发展的时期,南北经济模式差异的矛盾却愈演愈烈,最终付诸于战争。南部"棉花王国"的兴衰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以美国内战为转折点,美国的棉花产业经历了巨大的起落。从棉花贸易出发,探讨美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联系,及其全球化视角下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在19世纪以降的中美关系史上,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不乏其人,如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等人。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显得与众不同。在中美关系史上,他的跨界经历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从政的缩影。作为学者,芮恩施的学术思想为20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他利用美国政治学会对中美关系施加学术影响;他利用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来处理一战时期处于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并因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作为跨文化者,芮恩施虽有促进中美沟通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以美国强势文化的姿态来"帮助"中国的弱势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以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会学者群体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带有浓厚学者气息的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鼓吹的"平等"与"自由"等道德价值,实质上仍是代表美国强势文化的西方价值。     

“未来潮流”之争: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决策层一直在评估和分析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思考中国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何种挑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决策层开始重视中国的"未来潮流"话语,不仅将其看作意识形态宣传,而且担心中国创造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吸引力。"未来潮流"之争事实上隐含着美国对中国传统影响力和现代示范能力的担忧,美国决策层将其与美国的威信和信誉,乃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联系起来,最终强化了越战升级政策。从"未来潮流"之争的视角来解读,这一时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缘起和结果评价应当有所修正。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局限和思维定式,左右了当时也影响着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读《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札记

正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现代中国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政治统一与社会整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式各类政治思想和主张交织的年代。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各派力量为背景、各具特色的"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独特风貌。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以探讨胡适等活跃于《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与政治势力交锋博弈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为视角,深入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命运。自90年代起,张太原教授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迄今已在该领域耕耘20余年,累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他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挑战精神与竞争意识——论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

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厄内斯特·海明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以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创造出的一系列"硬汉子"形象。这些硬汉形象最明显的标志是:他们能够在厄运到来时都有平静地想自己的命运挑战,能够在破碎处站起来。从他们身上,读者可以受到精神的鼓舞,获得无穷的奋斗力量。文章以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在其作品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对"硬汉形象"展开论述,从而总结出这些"硬汉"的性格特征——竞争意识与挑战精神。最后揭示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对欧美文学的影响及其现实教育意义。     

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学界,在日中战争史研究领域有两个倾向,一是把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视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日中两国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基础;一是重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罪行。伴随国际性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增多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日中战争史研究范式发生转换,学界更为积极地以崭新的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重新审视这段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历史问题或许不再只是对过去的反省和道歉,也可能成为国际协商的课题,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换。     

从“弱国家的神话”到“社会中的国家”:美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兴起,美国学者开始摒弃充斥着意识形态迷思的"弱"国家叙事,转而试图将国家"找回"。这种以"国家中心论"来取代"社会中心论"的努力虽然为美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由于未能摆脱欧洲大陆韦伯国家观的影响,未能超越既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最终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美国国家叙事。近年来,在批判性继承"回归学派"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美国新一代研究者试图以"社会中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建构符合美国发展道路的国家理论。重审当下美国国家研究的这一最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国家与民主的耦合性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两种变革思想和方式之间虽然有重大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凸现其主导功能,也会相互转化,不可绝对地厚此薄彼,更不可只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是同一部乐曲的"双重变奏",两者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交互辉映,共同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启蒙大众、革故鼎新的历史画卷,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尽管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我束缚的困扰,但进入新世纪后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力戒盛世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角度与模式——读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著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出版于2007年9月。该书所讨论的话题虽并不鲜见,但所选取的角度却很有个性。正如作者所说,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话题(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后记"。以下凡引用该书,仅标注页码)。显然,作者不是要用厚重的篇幅来解决这个相对明白的问题。那     

走近波朗查斯——波朗查斯阶级观微探

波朗查斯是生活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深受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影响,主张以"多元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阶级。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社会生产关系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社会力量和生产组织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人,波朗查斯对阶级观重新进行了阐释,提出"新小资产阶级"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足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征文启事

正陈之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20世纪最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大师。2012年,陈之佛先生的幼子陈家宇先生将捐赠陈之佛先生遗作所得的捐赠奖金悉数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并设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专门用于激励我国中青年艺术史论的研究人员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以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兹将2014年度"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的评审详情通告如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征文启事

正陈之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20世纪最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大师。2012年,陈之佛先生的幼子陈家宇先生将捐赠陈之佛先生遗作所得的捐赠奖金悉数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并设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专门用于激励我国中青年艺术史论的研究人员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以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兹将2014年度"陈之佛艺术史论研究奖金"的评审详情通告如下: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