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禁令和舆论皆从道德出发,指斥台基毁人名节,淡化其违法属性。加之奸罪取证困难,以致法官无法严格依据清律断案,仅以薄惩示儆。此外,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     

新疆电话史略

我国开始有电话,是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当时上海的英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在上海租界内开办了华洋《德律风》     

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

本文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首发之地——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埠后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的微观过程为视角,系统探讨其河浜资源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驱动力,并对深层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从城市建立的初期开始,租界工部局就仅出于实用目的对自然河浜的排水功能加以利用,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除排水以外的其他生态功能。这种受城市空间扩展自然驱动的河浜利用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租界直接承袭了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改造理念,并受到自治市制度的局限。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胡钟生与秋瑾案

正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字焕卿),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暗杀。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刑侦股的《警务报告》记载了这样一段案情追踪:"关于陶焕卿于本月14日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人击毙之事,他的朋友们说,一个叫王竹卿的绍兴人可能是两刺客中的一人。经查刑侦股档案,此人曾被人控告过,亦曾服过刑。他曾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上海工部局历次货币发行计划及其失败

五口通商以来,上海出现了租界,1854年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凌驾于中国政府和法律之上的殖民统治机构——工部局(Council),它不仅拥有警察、管理市政、征收税捐等权力,而且在争夺货币发行权方面也不遗余力,历史上曾三次策划发行货币,但终未实现。 1866年7月30日,英国商人通过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极力     

生成里和方正里

开栏小语:提到武汉的老里份,就像提到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苏州的巷子,它们都是一个城市独特的民居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名片。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通商后,长江岸线上建立了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目睹租界里的近代化城市风物,以及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城市新出现的石库门住宅,使得在汉口租界内外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华商们,对这种西方低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的结合体趋之若鹜,以至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关于五卅运动中的“四提案”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上海成为侵略的中心,比较明顯的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统治。租界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在租界内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如“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租界内的立法机关,决定各种法律章程与税捐,不受任何限制,“工部局”是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中国人的一切自由可以任意侵犯,交通与市政都归共掌握,“会審公廨”是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特别審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中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归其審理,可以任意判处,并无上诉机关。由此可知中国人在租界内失去一切权利,帝国主义则可以任意虐待,但富于革命傅统的中国人民不願忍受这种压迫,屡次起来反抗,而残酷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办法对付,“四提案”就是帝国主义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又威脅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反动措施。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藏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地图考释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代上海法租界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

本文从城市空间三要素入手,以城市道路为基础,以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用地记载为参考坐标,以10年为一时间断面,复原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城市空间扩展过程。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开埠以后上海法租界地区的城市空间扩展,呈现跳跃式拓展的空间特征。在法租界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城市道路的修筑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因,其中,作为城市区域中轴线的道路充分发挥了牵引作用。在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其关键所在,而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成为城市空间扩展最根本的驱动力。另外,研究证明,近代上海城市空间扩展与租界扩展并不吻合,而是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选举闹剧

租界,是殖民地的产物,向有“国中之国”之称,帝国主义凭借其在租界特权,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公共租界,一般为几国所共有,因此租界内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便成为租界内各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于敌手,时上海公共租界内英美日尚未成为敌国,但日本侵略者为独霸其在租界内的权益,于1940年掀起了一场选举董事之闹剧。阴谋、利诱、枪杀……接踵而来。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如此折腾,不能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创新和优化城市社区的治理及改革,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资本,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激发居民组织的参与度,促使居民自主地行动起来,同时政府也要在这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相关制度,优化相关的制度框架体系,促使城市社区治理工作规范化开展.本文综述了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     

19世纪英国城市的新鲜空气诉求

对新鲜空气的诉求是19世纪英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环境诉求,由房屋通风滞后、对空气与健康关系的新认知以及瘴气致病理论等因素而引发。诉求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改善房屋的通风环境,二是消除开窗通风的思想和制度障碍,三是在城市煤烟污染的现实困境下借助空气商品、到乡村呼吸新鲜空气及保护与建设"城市之肺"。这些方式既是应对空气污染的手段,也是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的举措。从环境史视角探究该问题,有助于揭示19世纪英国人空气认知观念的演变历程,丰富空气污染史、公共卫生史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