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看国共合作的矛盾及冲突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下合作完成的,前两次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最后一次虽然成功了,却又惨遭国民党的镇压。在这三次暴动过程中,国共两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国共两党合作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竭力挽救,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极端不满,在这种脆弱的合作中两党的破裂注定是无法挽回的。     

建国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60年前我参加的川东剿匪战斗（下）

匪首熊秉坤,是国民党彭水县文复乡乡长兼乡地方武装的队副,兄弟四人都是为匪起家,有土匪武装20余人,为非作歹,鱼肉乡里。1950年1月,熊氏兄弟利用原先保甲组织,扩充匪队,达到300余众,经常袭击我军车,抢夺枪支弹药,拥有小钢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被匪“民卫军”十五纵队司令任命为支队长,     

记武汉解放前夕的一支红帽队

武汉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反动派仓皇逃窜,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党领导下保卫城市,维护社会秩序。 在汉口六渡桥繁华闹市区,当时活跃着一支“红帽队”,令人瞩目。队员们服装整洁,精神抖擞,头上戴着红色钢盔,手持木棍,轮流换岗,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义勇消防队员值勤。 在当时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有人出面维持社会秩序,自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然而,却遭到国民党原三民区区长罗介英及警察局长周启章等人的刁难,视“红帽队”为眼中钉、肉中刺,暗地派人严密监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据一位年逾八旬而又亲…     

公安部队组建初期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49—1952年)

公安部队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在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军委公安司令部成立后,公安部队又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地方公安部队,逐渐接替全国内卫任务。随着边防公安组织和边防武装的建立,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为统一对国家内卫、边防斗争的领导,加强公安部队的建设,195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内卫、边防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民革命后期国民党党员志愿兵考论

党员志愿兵是国民党组建党人武装的阶段表现形式.国民党中央对党员志愿兵训练、干部委任的"中共控制"现象颇为警惕,担心中共以征募党员志愿兵的名义组织红军,这是党员志愿兵停止招募的主要原因.武装党人与武力党化的错位循环表明国民党始终没能找到驾驭武力而不为其反噬的有效办法.政党对军队的管辖、裁制主要通过军队中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建立及对军人党员有较强约束力的常态化支部生活来实现,不取决于军人党员数量.     

阶级启蒙：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及影响(1920—1921)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安排早期党员入厂做工,先后成立了机器工会等拥有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同时,出版直接面向工人的《劳动界》等通俗读物,创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工人集会,声援工人罢工,以此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使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有所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营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经验缺乏,且面临租界、华界和传统势力的多方压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动员更多停留在有限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层面上,并没有真正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实践,尚处于阶级启蒙阶段。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王伯群与李烈钧的交往

正1922年11月,王伯群和李烈钧会聚上海,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改进国民党会议,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时,他们两人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其实,在出席此次会议之前,他们已经为革命共同奋斗了7年。     

我在太原日军集中营

“太原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太原城内设立的一所关押被抓、被捕、被俘的抗日军政、民人员的俘虏集中营,其对外名曰“工程队”,而实际是囚犯的苦力队,也是一所人间地狱。 我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1941年间在山西国民党统治的中阳县地区担任国民兵团团副,组织武装暴动,带队     

南昌起义前后的隐蔽斗争

正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南昌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对敌隐蔽斗争,为保证起义的成功发动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领导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天之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整个上海血雨腥风。中共     

历届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组织工作

天安门广场，是历届国庆大典的主会场。每次国庆节，对广场会场的整体设计，包括环境布置、队伍组织、队客队貌、大会期间的活动和表演等，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要提出几套方案供领导选择，领导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才做出决定。方案一经确定，即进人紧张而繁忙的组织落实工作。组织落实工作由游行指挥部下设的广场指挥部负责。广场指挥部下设几个分指挥部，即组字指挥部（下面分设工人指挥部和大学生指挥部）、国家机关指挥部、城区指挥部、少先队指挥部、气球指挥部、旗队和广场秩序指挥部等。广场上的群众队伍分别按所…     

徂徕山起义与山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兴起

徂徕山起义是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是山东地方党白手起家创建的抗日武装主力。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基本独立运行状况下,通过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吸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民间武装创建起自己的抗日队伍。这与山东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更主要是山东地方党积极执行中共中央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抓住历史先机,凭借统一战线、耐心细致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与坚决的抗敌斗争、红军建军经验等,艰苦卓绝努力扩军的结果。     

简论中东路事件中“两个口号之争”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悍然以武装抢占中东路,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机关,并陈兵中苏边境,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连续发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相关方针政策。"左"倾中央的这些行动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中东路事件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与当时中央不同但却是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策略口号。结果,引起了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雄师阔步新征程

今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90周年诞辰。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面对血的教训,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当年《真理报》记录的八一枪声

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好革命局面遭受极大的破坏,中国革命步入险境。一直关注中国革命的苏联《真理报》对蒋介石的背叛进行了谴责,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客观报道。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国共分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并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凌晨,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世界。帝国主义报刊和通讯社群起攻击,进行大量的歪曲报道。此时…     

哈尔滨市公安机关解放初期清除匪患的举措

哈尔滨和北满一带土匪多是有历史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配合其军事进攻,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于是采取了武装土匪的政策。许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股匪,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加委,他们一经插上国民党的标签,就变成了政治土匪,群众称“中央胡子”。国民党的建军土匪有一句口头禅“是兵不领饷,是胡子不抢(并非如此),专打八路,敬等老蒋”。1945年“九·三”后至1946年,哈尔滨及附近各县曾出现“挺进军”、“先遣军”、“救国军”、“锄奸团”、“保安队”等国民党建军土匪近50种。其中人数多有实力的有“松江省保安队”、“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等7股。建军土匪的指挥机构和首脑人物隐蔽在哈尔滨市内,其兵力则集结在哈尔滨周围各县,对哈尔滨形成包围的态势。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十五)

民国18年(1929年)12月10日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和百色农民代表会议在百色县城召开。三个代表会议分别讨论通过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当天,警备第四大队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分析和指示

一一九二六年冬,北伐战争胜利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工农群众运动的锰烈高涨,革命的大风暴笼罩着全国: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它们企图以直接的武装镇压来绞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则公开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四月十二日在上海掀起了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到了紧急阶段,——按斯大林当时的用语,中国革命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就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一段历史时期。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武汉的工人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特别显得高涨。武汉解放后,工人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还不到两个月,工会会员扩大到三十万入。由于一月三日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暴行,武汉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各阶级革命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占领了英租界。一月六日,九江的革命群众,也以同样的方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