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逊位诏书,确认统治权完整地从皇帝转移到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本文认为,这一系列诏书确认了民国对于清朝全部疆域的完整继承,对于建构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系列诏书与接下来的南北融合并没有为新生的共和政治奠定坚实基础,却为民初"正统性"争论埋下了伏笔。试图说明一个中国式"光荣革命"宪政传统做法并不能取得成功。     

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

辛亥革命初期,"民军"实际并非革命党军队主要称谓。上海光复之后《民立报》、《申报》迅速以"民军"取代之前使用最广的"革军",其中《申报》政治转向尤为明显,暗含对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伍廷芳被推举为民军议和总代表后,"民军"才正式成为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名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民军"又成了民国军队的统称,其政治意蕴值得关注。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屡次出现于清方文献,其意义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研究"民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     

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

有贺长雄在袁世凯扼杀共和民主制度,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他完全抹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实,杜撰所谓的“国权授受说”,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国民主权说”,并以此作为袁世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复辟帝制的法理依据。民国2年后宪政体制的演变就是在有贺长雄杜撰的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贺长雄的言行体现了当时日本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意志,他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扮演着“阴谋政治家”的不光彩角色。     

谈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及云南护国公债票

<正>一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引发的护国战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2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当即辞职,推袁为总统。2月12日,袁世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逼迫清帝退位。次日,袁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孙中山履行诺言辞职后,临时参议院选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武昌起义首创民国警政

<正>1911年10月14日,诞生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炮火之中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首创中华民国警政建设之肇端,"民国警政,此为始基",在中国警察史上,尤其是在推翻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后的近代中国警察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北伐战争”应是多次

提到“北伐战争”,学生大都认为是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至1927年“4·12”政变时结束的那一次北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北伐战争是从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到1928年东北易帜为止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北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果实不幸丧失的再斗争、再争取。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党丧失了新建立的政权,孙中山先生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能实现。虽然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奋斗,打倒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这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制定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先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洋政府采取建议、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

作者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林森——“不显灵”的民国元首

林森,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民国元首,却当了12年(1932-1943)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中华民国存在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林森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辛亥革命元勋,可谓是德高望重。然而作为国家元首,他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力,可以说是居于虚位。他的政治作风与处世态度可以用"无为而治"来概括,然而在民国那个形势纷乱的年代,此种从政和生活作风于公于私都有着莫大的意义。今天我们就来略谈一下这位鲜为人知的民国元首。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这两个百年前的重大事变,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前面是两千年帝制时代,后面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共和时期。当然,此后的共和道路并不平坦。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面临着多次复辟威胁,中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坚守住了共和原则,但是到了1928年,中华民国还是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孙中山、蒋介石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势如破竹,长驱北伐,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抵抗,中国复归统一,但政权性质与先前几乎完全不同了。     

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中国西藏,屡次图谋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而未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列强趁中国政权不稳之机,纷纷趁火打劫。此时,英国再次挑起侵略我西藏的阴谋。1913年中英两国再次就西藏事务开启谈判,中、英、藏三方除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亦在北京就西藏相关问题直接展开磋商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民国北京政府和外交官们的努力下以失败而告终。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编纂时间历时40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

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在胡适及摄阁支持者之间引发一场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之争,留下诸多法史悬疑。结合史实与法理分析可知,优待条件是民、清双方商订的双边法政协议,非如论争一方及后来学者所言,仅系民国施与逊清皇帝的片面恩惠,可单方修改。就协议执行而言,清室固常爽约,但条件本身含混不清,易生歧义,亦有以致之,而指责清室违约的民国方面也长期违约欠款。至于条件修改,不仅摄阁所提诸如清帝复辟应负刑责及清室未履约移宫一类理由难尽成立,修改手续也成问题。根本上言,在不敢承认所为系"革命"事实上也不具"革命"含义因而问题已被当事人纳入既有法律框架内认知的前提下,摄阁的成立本身已不被认为"合法"。行为主体既非"合法"产生,修改优待条件自然谈不上有法律依据。     

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一、一个矛盾的问题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1927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期间,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因此,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民国北京…     

滇黔两省在讨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华民国",中国进入军阀统治时期。1915年以后袁世凯加紧复兴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原云南都督蔡锷发起护国运动(兴义系军阀中以王伯群、戴戡为代表的一派,积极参与筹划护国运动),在贵州省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军阀由最初的首鼠两端到最后积极参与护国运动,出兵川东、湘西,给予北洋军和川军、湘军以沉重打击。在护国战争中,除在军事上派兵支持护国之外,兴义系军阀还多次在滇军给养匮乏时给予极大的帮助。由于黔省的参与,壮大了护国军阵营,影响到周边省份纷纷响应护国。正所谓:"滇黔首义,天下景从",位居华夏西南的贵州,"一举足而形势顿殊",中华大地护国形势一片大好。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