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与台湾“开山抚番”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清政府转变治台政策,积极实行"开山抚番",历经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等重臣巡台、治台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光绪七年(1881年),岑毓英调补福建巡抚,办理台湾防务事宜。他在任上两次渡海赴台,继续推行"开山抚番"政策,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刘璈、刘铭传等人的治台打下了基础。     

沈葆桢治台期间抚番思想初探

牡丹社之役事发后,沈葆桢奉命巡台,提出"开山抚番"。沈葆桢治台期间的抚番思想由"民番皆赤子"、"怀以柔德"、"恩威咸宜"三部分组成。其中,"民番皆赤子"是其抚番思想的核心;"怀以柔德"是其抚番思想的基本方针;"恩威咸宜"是其抚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葆桢在台湾时期的抚番思想既受到传统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早年的戎马经历和对时局的认知有关。     

福建巡抚陈瑸与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陈瑸先后主政台湾、福建,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福建巡抚。其在灵活处理台湾海防与海禁的关系中,表现出极强的海防意识,并找到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清廷对其提出的策略多有采纳,对制定台湾海防策略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学界研究其治闽、治台期间事迹,多褒颂其为官之操行,甚少涉及其在台湾海防方面的功绩与贡献。通过梳理其主政期间所采取的海防之策,以及其对清廷海禁政策的灵活处理,可窥探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一步理清台湾陷入两难困境的背后原因:一是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二是与全国边防体系的部署有关。     

唐定奎及淮军十三营在台湾的“开山抚番”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赴台与日本交涉并办理台湾防务事宜。沈葆桢东渡后,深感台防空虚;随后,李鸿章急调唐定奎所部淮军武毅铭军十三营入台巩固台防。中日《台事专条》签订后,日本按约撤军。沈葆桢巡台期间,审时度势地提出"开山抚番",唐定奎又率淮军协助其安抚番社。在台湾期间,淮军招抚狮头诸番社,宣威怀德,力行教化,为"开山抚番"各项事宜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亦为清政府在台湾保卫主权、巩固治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公使驻京看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对外认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终于实现公使驻京的目的。公使驻京的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折射出晚清外交的屈辱历程,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认知的被动、迟缓和顽冥不化。     

台湾道台视阈下的台湾社会探析——以台湾方志之“序”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道台是台湾方志修纂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他们在台湾方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台方略。在台湾道台的描述中,台湾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日渐兴盛的地方。透过台湾道台之眼,我们也可以窥探台湾之"实",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不断深入完善、台湾社会在曲折发展中步入近代等重要历史事实。     

康熙粉碎“台独”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东南沿海近海的大小岛屿均为清政府所控制,中国大陆已完全统一。此时康熙皇帝决心出兵收回台湾。     

论雍正时期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统治的巩固

清世宗雍正帝把台湾视作“要紧地方”。他把巩固对台湾的统一,保障台湾的稳定,作为治理台湾的基本出发点。为此,雍正时期在行政、边防、文教、民族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统治。一健全台湾的行政管理机构首先,雍正帝把设立巡台御史制度化,推行开来。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以朱一贵之变,始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帝即位     

晚清“外洋”词义嬗变之历史学解析（1862—1911）

重要概念词义之嬗变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动因。清人使用中国管辖之"外洋"一词,通常与外国战船侵入、海匪活动猖獗、海难救助和水师巡洋活动等相关。通过考察晚清与之相关的事件和活动,可以发现,中国管辖之"外洋"在《清实录》中使用频率的减少,与晚清水师职能之蜕变存在某些关联。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国管辖之"外洋"词义之嬗变,又与西方领海观念的输入和传播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牡丹社事件与清政府台湾海防政策的转变

牡丹社事件是指由八瑶湾事件所引起的日本出兵侵台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之间的外交交锋。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牡丹社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对台湾海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1874-1875年淮军援台与台湾凤山淮军昭忠祠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武装侵台,清政府派沈葆桢负责处理台湾事务.在沈葆桢请求下,李鸿章派部将唐定奎率淮军13营武装保台,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并进行台湾早期“抚番”开发.在台期间,淮军共有2000余名官兵伤亡病故.为祭祀追念这些将士,清政府允准在台湾凤山修建了凤山淮军昭忠祠.     

浅析1874年前的清政府对台政策

有关清政府的对台政策,通常以1874年沈葆桢渡台为界,在这之前被视为消极经营的阶段,其中又以严禁偷渡、禁止携眷入台、禁止汉人开垦“番地”等政策为清政府消极治台的突出表现,但这只是纵向比较的结果。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纵观清政府的全部对台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教、民族政策等各个方面,这些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因而并不能涵盖清政府全部的对台政策。所以要探讨清政府的对台政策,     

解读《晚清台湾番俗图》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奉旨巡台护台,根据朝廷要求,组织船政学堂学生等绘制台湾地图和风土人情图样,有36幅画。2012年夏天,台湾著名史学家谢国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达成共同研究、出版《台湾风俗图》协议。于是,有了大型画册《晚清台湾番俗图》,它是反映晚清时期台湾东部原住民浓缩的生活全景图。     

试论从台湾事件到法军侵台 清政府治台政策的发展

甲午割台前台湾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外来危机,分别是1874年的台湾事件(即牡丹社事件)和1884年的法军侵台。这两次危机使清政府认识到了台湾作为海防门户的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营也由过去的消极防台改为积极治台,台湾的各项建设由此气象一新。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从《东征集》和《平台纪略》看蓝鼎元的治台思想主张

历史上,重视台湾价值的,首先是郑成功和施琅,但真正重视台湾开发和建设,重视加强台湾防卫工作的,严格地讲,还是在蓝鼎元著《东征集》和《平台纪略》大声疾呼后开始的。蓝鼎元治台主张主要表现在治官、治军、治民、治“番”和治疆等五方面。由于他的主张立足于现实,又不忘历史．计计切中要害．所以多为朝廷所采纳．影响及至后代．蓝鼎元因此被尊为“筹台之宗匠”,这两本书因此成为治台之经典．为后人所啧啧称道。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从20世纪初开始舆论界对清政府冠以"媚外"之名,用于指斥其在外交事务中的妥协退让。这一概念所催生的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与事实存在出入。舆论界认为晚清政府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完成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官员的转变在时间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从排外到媚外,某种意义上只是敌我权势天平急剧倾斜下官员的御夷之术在形式上的调适。晚清后期出现的交际与交涉的分野,推动了中外日常交往中的情义相通,但交际与媚外界限的模糊,为政府的媚外形象提供了生动素材。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坐实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康熙年间清向土尔扈特的遣使——以所谓秘密使命说的再研讨为主

康熙年间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的主要目的是否在于商谈清政府与阿玉奇建立反对策妄阿拉布坦的联盟和劝诱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迄今悬而未决。本文主要利用满文档案,从清与准噶尔和策妄阿拉布坦的关系、清向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遣使的情由和俄国对清使节团的认识等方面,说明图理琛使节团肩负上述秘密使命的可能性极小,文对进一步研究清与准噶尔、土尔扈特的关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